西方正教會重建的使命

景道神父者 (Ancient Church of the West)

• 老天主教是普世教会中的一个思想分派，此派对来自东方的教义批判采取正面的反应，确认我们西方正教会的地位，也認定我们这些受英美文化影响，操英语的信徒是大公教遗传的在地域上的合法继承者。我们不赞同遵从东正教总主教区（牧首区）的教条是与基督或与至一，至圣，至公，传自使徒 (One, Holy, Apostolic and Catholic)教会合一共融的实质，我们认为所有主教皆为平等，所有的传统皆經歷异端和後退的阶段，只有藉着正确的教导才能得以更新，回归到曾经领受“一次而永远”传给圣使徒的正教信仰，我们尝试“重新挖凿”那些已被填封或被上帝教会仇敌撒了盐的井。
• 我们同意册页派者（ Tractarians）多方面的论点和英国囯教高教会派的礼规，然而老天主-正教在文化和历史上有不同的观点。老天主-正教将西方曾經标榜但現已失去的能力和特异，清教徒要求却未真正达到的纯正和利他主义，后现代的发展，和成功重建的东正教神学等因素结合成一个支持传统，反对妥协，对老天主宗传统有新诠释的完整计划。
• 在过去，英国囯教高教会强调形式过於内容，让自由主义得以潜入侵染教会，使教会“只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实质的内涵。”福音派的教会注重内容过於形式，追逐讲求效果的个人主义和实证主义，一但经过哲理的检视就只剩下支离破碎的主观主义。反之，老天主-正教同時著重形式和内容，认为两者是曾被活出和接受的真理经验不可缺一不可的两面。我们坚持若将两者分开，就同时失去两方的意义。形式反映内容，内容反映啟示在历史，圣经和教会公信经中上帝的心意。如此一来，老天主-正教的神学联结了主观的经历和历史上基督信仰共同的客观经验。老天主-正教遵循莱特（NT Wright） 所发展的族群和立约神学，复古正教的奥登（Thomas Oden）回到早期基督教和强调改革之必要性的请诉，以及积极正统主义的John Milbanks 所提倡以圣经为最高主权为中心，福音的无误性以及个人和公有承认的呼召。
• 老天主教理解保守派在沙地所规划的道德界限是武断的，因为他们每一代的标准随着文化的变动而更改。故此，教会应当回归至其核心信仰和信徒，以下几个观点的是不允许有其他发展的：上帝的存在；已经启示的道德律法；圣经的权威和默示和其字意/譬喻，历史全备的解释；创造论；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的神学。一个以敬拜为中心的人类学，约法神学和语言意义的图像理解亦是无可争辩，不得再有发展的。坚持圣灵对教会引导的方向总是指向敬拜和圣洁。既然敬拜和圣洁反映上帝的属性，其实质和定义就不会因时间而改变。这个坚持不妥協，拒绝了低线（极简）主义和世俗主义，拥抱殉道和受苦，因为知道真正基督的跟随者，按应许是在神的国度与基督一同受苦，受死和作王。
• 老天主教对「宗教改革」的态度有两方面：反对宗教改革者在教义上的创新或“重新发掘”，反对他们拒绝古代敬拜和图像和拒絕普遍被接受、各处的基督教传统，如蜡烛，点香，肖像及对圣餐礼的尊重。他们的行为是骄傲和愚蠢的，因为他们的声明只是单方面的意见而非基督身体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整体观点。早期教会领受的教导是找不到如加尔文主义，低教会派（low church，即不重视传统礼仪的教会）和反对教会组阶级组织等观点的。一个减低或废弃圣教父的领受和教导的无宗派主义不能被接纳为公教会的教导。然而，他们在拒绝教皇和天主教会的权柄，创新或发展教义這方面堅持是值得赞扬的，因为他们保存了主教的权柄和使徒承传的威权，他们将教会带回原来具普世，完整和地域运作的常态--区域性的大公教会。
• 老天主教积极肯定那些持续反对享乐主义，性变态，性别混淆，世俗主义，假冒为善和讲究“专业主义”的“雇工“以及那些穿着“正统”外衣、“披着羊皮” 表示自己和那些爱世界和世上享乐过於教会和其生活方式的“非正统”信徒不同的狼群。我们坚信“正统”并非自我诠释的忠诚或保守主义，而是对圣经，信条，普世大公会议和教会中的敬拜在历史上有明显的融合和忠诚。 故此“Orthodoxy” 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个是大写的“O ”（ 正教，专有名词）， 另一个是小写的“o” ( 正统）。两个层面都必须秉持界线，将定义回归原意，将教会恢复到传自使徒的本态。

老天主-正教坚持摒弃不是出於信心的规定和违反传统按立主教（监督）和神职人员的行为。所有女性神职人员的指令皆属无效，不论是职位和命令都没有分别。在和异端的短兵相接，坚持教会要及时重整，和积极维护正统主教的立场等方面，老天主宗已沦入离经叛道的地步。属灵的问题是不可能在政治中找到解决方案的，也不需要在罪恶中寻得理解，正如经上所说： 「光照在黑暗，但是黑暗却不接受光。」

五旬节时，圣灵给予使徒监督（主教），长老，和执事的职位 作为教会的根基。上帝赐下“帮助者”（圣灵）来“ 引导和教导真理“ 。真理反映在神的子民--基督的身体（即教会）对上帝的忠实和顺服上。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

早期基督徒教会的理想是根据保罗所用 “ taxis” 这个字，是建立在圣三一的本质上： 父神以爱吸引； 子解释，传达，道成肉身； 圣灵在我们内心安慰，见证我们儿女的身份。这个观点有一定的次序，有不同的功能和一个主动开始和接受的过程，但是并没有来从教会内发的灵恩施力。整个系统能量来自单一的存有，一切能力的源头，就是上帝自存自有的能量。这个能量自四方充满，给我们行善和履行上帝旨意的能力。这个范式是循环而非金字塔式的，认识圣灵在圣三一裡的位份，就如洗礼时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之名。被按立者是从神的子民当中产生，被圣灵授予权力，瞭解在功能上所有信徒皆是君尊的祭司，共享恩赐。没有任何恩赐大过其他的恩赐，就如我们身体没有多余无用的部分。一位祈祷的妇人与给众人祝福的主教是一样重要。他们都享有圣灵的充满，只是在不同的职位服事，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将上帝在置于“三角的顶端”是个错误的比喻，是对主教制度错误认识的反映，进而造成教皇的独裁。上帝的能力是如此雄伟浩大，因为祂是在下面支撑维持所有其他存在物澎湃无限的能量。

圣爱纳内( St. Irenaeus)是，使徒约翰的弟子坡旅甲（St. Polycarp）的门徒，他所写的《使徒教义的实证》是第一位完整解释使徒教导的作者。他从使徒保罗的祝福: 「愿基督的平安住在你们里面，靠着圣灵的能力，为父神的荣耀！」中察觉到Taxis的结构以及创造者和被造的关系。在此，他指出人在圣三一当中的地位，不是同等，而是一个对三一实体无限感恩的存在体。我们有永生是因为与神的这个关系，不是因为灵魂的不灭实质。教会圣餐礼的聚集是这个永恒现实最全备的写照。

《前尼西亚教父》（ The Ante-Nicene Fathers）给我们留下了教会行政的详细守则，仔细描述了教会的礼仪和圣经的传统。《十二使徒遗训》（The Didache）, 《第达斯卡里亚使徒信经,》（the Didaskalia Apostolorum）, 马特（Justin Martyr） 所著《卫道学》(“Apologia”), 圣依纳爵 （St. Ignatius ）的书信，圣坡旅甲及圣克莱蒙一世（St. Clemens of Rome）的书信，圣爱纳内( St. Irenaeus) 所著《使徒教义的实证》和《驳斥异端》及圣西坡礼特思（St. Hippolytus of Rome）所著《 使徒的传统》 （ “Apostolic Tradition” ）和《使徒信经》（英译”Apostolic Canons”，被接纳为最早的正经，可追溯至说古叙利亚语的安提阿教会）。因为使徒的子弟们澄清了圣经文字的原始意义，我们可以瞭解新约教会时期对监督，长老，和执事三个事奉职位的接受和传递。 没有文件比爱法拉（Elvira） 信条，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和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等文件对早期团结大公教会之功能，态度和观念的有更明确的档案记录。

有了圣经和神学上对教会意义和其在教会中连续无间断应用之理解，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明白为什么初代和传自使徒的教会认为他们丝毫不能改变这个上帝赐予的架构背后的道理。我们必须维持「教会的三一原则」，主教（监督） 继承使徒的角色，长老肯定圣灵的事工（“ 有两三个奉主的名聚集“，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美善“， ”有两三个见证人“），执事服事圣餐礼，执行教会事工和将圣体带到世界的命令。

反对女性的按立

根据以上所诉，按立女性的观念是建立在一个彻底混淆的解经学基础上。这个释经基础有两个错误的联结：（1） 主教，长老和执事的职分没有清楚的定义，在早期教会这三个称谓甚至是通用的； （2）象徵符号不可排除女性，若“重新校准”深奥理解背後的真正意义，应当支持按立女性。

第一联结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是荒谬的，因为《前尼西亚教父》（ The Ante-Nicene Fathers）给我们留下了教会行政的详细守则，描述教会的礼仪和圣经的传统。女性从未被允许扮演教父/牧者的角色。女性执事的事奉功能和男性执事不同，女执事只限於女性洗礼和妇女及孩童的事工（ 使徒信经和Synodikon Oriental Seleucid- Ctesiphon 中皆有明晰的解释）想要消灭这个证据就如要为一个被教会圣主教和普世公教大会压抑的秘密传统或掩藏和失落的“真理”提出申诉。如果在历史重要的关键时刻，其他的诺斯底知性者和异端人士没有提出同样的声明，这个说法好有一点可信度。扭曲历史和怀疑根基的清晰度，很明显地就是圣爱任纽所描述 ”嘶嘶发声“ 毒蛇的种类，专咬信心软弱和起初使徒保罗警告过那些容易为人耸听的人。

第二，關於肖像符号的联结：将历史所接受的一件事物的“正确理解”来意表另一件事物是早期诺斯底异端普遍使用的技巧。德国启蒙运动創立之后，這個伎倆在“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 ）中再次出现，被教会的仇敌使用，进而带出自由主义，对马丁路德大胆宣称的“唯独圣经”的圣经传统置之不理。这个伎俩不易察觉，又似有信服力，似乎圣主教未曾承诺不会对滋养和保护他们之礼仪形式加以破坏。在这里我们应当记得圣以法格鲁斯（St. Evagrius of Pontus）的名言：“一个神学家是一个祷告的人”，並不只是一个应和潮流文化，给符号标志一个令人折服新定义的人。

我们知道教义的正统和普世性可从信徒对其“一次就永久”传给使徒之信仰的顺服，和整个教会的共同见证中看出。正如圣文生（St.Vincent of Lerins）所述：“总是，在各地，被所有人所相信”。 没有个人对圣经的诠释，没有对所领受的的神圣传统作任何加增或减少。我们发现16 世纪中古时期的罗马天主教，隐藏了圣经的使命，以偶像和形式主义来宣扬福音，我们就应当回归到初代的教会，不论其中的痛苦和试探。这就是英国圣公宗改教（Anglican Reformation）运动的源由，回归到合乎圣经的，正统的，大公的信仰，而不是从中分拆，创出新鲜的教义和时代的异端，对教义作出进一步的发展。这是老天主宗的唯一意义和对世界的贡献。

主教是当受到圣经，普世公教大会，圣主教和三十九条信纲对圣经注释的约束。那些宣誓牧养和保护上帝羊群，但是却为了世界的风潮和政治的正确而遗弃职责的人，就如圣金口若望所称，是“铺往地狱之路的躯壳”。一个地方教会主教接受异端，并不代表就能积非成是，这並不反映基督身体大公会议的立场，也不是基督教会圣者和殉道者所见证的。故此，那些支持按立女性的主教其实是站在反对天主教和正教共同的立场，偏离了他们被托付要担负保护圣经和传统的责任。

主教支持异端已不是件新鲜的事，过去也曾发生过数次。每次都一定造成一个地方教会和公教会的整体生命的分裂和分离。在1923 年泛正教会议当中决定认可圣公宗的仪式程序和规范，认为他们和历史上圣经和使徒信经时代的范畴是一致的。现在圣公宗教会已经失去这个赞誉，因为那些规范已交在那些原本是没有资格给予命令之人的手里，如离过婚的男人，同性恋者，和女性。

不按立女性并不表示女性是次等人种。教会中最圣洁和重要的成员是一位女性。蒙福的童真女玛利亚永远是教会的象征，也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努力要扮演的角色。然而神父、祭司的职位只保留給男性，不是因为男性有较优越的地位，而是男性是祭司角色的代表和象徴历史上的基督。所有受洗的信徒都“披戴基督”，不论是男，女，奴仆或自由身。但是这并不颠覆符号和象徴，就如虽然上帝已洁净了我们的食物，我们不会因此圣餐就不用酒和饼了。若失去了符号和象徴及传递上帝真理的方法，也就等於失去福音。广泛而言，污染了其他新教主义的「激进宗教改革」使女性失去当得的爱和尊重，这也是推动教会拥抱世俗女性主义和女性革命背后的燃料之一。

不只是针对老天主宗礼仪的地位，也是针对老天主宗对於其他正教会以身作则的身份而言，接纳这种对自相矛盾、双重标准的角色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老天主宗应该绝对地遵照，依靠和顺服圣经，回归到最早被普世教会一致接受和实践的神学和礼拜仪式 。因为我们自己对圣经的不忠实，我们无法指正我们天主教和正教的弟兄们没有完全遵守圣经规定或偶而拜偶像的缺失。

普世教会合一的哲学

“风随己意吹”，人类见证基督普世性的工作，透过圣灵的呼召和圣化将我们带到上帝面前，圣灵召集我们进入与三一神和信徒彼此的合一。故此，传自使徒的教会不是“恩典”的有形界限。透过神对我们的爱，基督的道成肉身，受难，受死，入阴间，复活和升天，恩典在全世界工作。教会是个为基督作见证的社群，一个藉着悔改，受浸，接受圣灵的恩赐与基督联合的团体。因此教会是被分别出来，为表明自己是与基督有关系的，是基督的身体。然而，上帝以圣灵进入教会，没有排除，偏袒或局限於任何“教会实况”。基督的救赎是为所有人的，“上帝不远一人沉沦，要所有人得到永生。”

初代教会定义“救恩”为与基督的共融与合一，“在基督里”“与上帝的性情有份”，“与基督合一，就如基督与父神合一”。在教会里的共融合一和交通就是基与这个“彼此”。拒绝这个次序，也是拒绝和违背了基督的基本命令，以“个人关系”和“各人的决定”作为个人骄傲和自爱借口的“救恩”是与真生的救恩和在基督里的生命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不可能只是得救。基督的灵全备地赐给我们，因此，任何骄傲或自我膨胀都是与圣灵的本质相违背的。

有当今在“羊圈裡”的企图要阻挡“羊圈外”的获得救恩，这等人不瞭解教会和世界的关系。教会是普世性救恩，重生，更新的发言，是被造位物质界圣灵存在的活现。恩典的本质是没有排他性的，但是需要对上帝的顺服，对人的顺服和放下自我。异端分子是容易被察觉出来的，从他们强加自己意见的欲望，与他人断绝团契和单顾自己不愿过上帝“圣洁子民”的生活中皆可看出。那些企图要将人拒接或排挤在教会门外，表明一种“我们”与“他们”抗衡态度的人等并不真正属于教会，他们和他们所控告的敌人犯了同样的罪。

洗礼是靠着圣灵的洗净和重生而完成，不论施礼者资格或职分是否合法。但是圣灵全备的祝福需要按手，那些和基督教会断绝，本身没有接受过按手礼的人是不可能给予的。但是他们並没有被排拒在圣灵的恩典之外，因为圣灵之恩是真正普世性的，可以被所有人经历，不论个人接受与否，但是他们可能拒绝成为基督身体功能一员必要有的悔改和合一团契，因此将自己排拒在圣灵丰满之外。

悔改和合一团契是一生的救恩过程，因此，拒绝悔改或拒绝他人其实是危害自己的灵魂，堪称一个不合法的自给自足。那些真心悔改，顺服於圣三一的洗礼，但不在传自使徒的教会的信徒，可能永远无法达到与大公教会外在的合一（就如那些可能从未到达悔改的深度或活出神要他们见证上帝的大爱和医治生命、在历史教会的信徒，基督会以祂的怜悯和慈爱来审判这些信徒，让他们与基督一同经历永远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在今生悔改的人，会经历圣灵的同在，基督经按着祂的怜悯和慈爱来审判他们，在最后他们会如绵羊，能与山羊分别出来。只有靠神的恩典，圣灵的工作，才可能有生命，但是只有当我们悔改，属灵的生命才会赏赐给我们，只有靠基督的怜悯我们才可能得救！那些因着悔改，洗礼，承认基督是主的人，虽然与他们的母亲--大公教会--隔离，他们仍是有母亲的。

合一团契（相融合一）直接和基督道成肉身的本质有关，含有两个层面：与上帝分享生命，与人分享生命。拒绝基督教的历史，初代教会，圣主教，长久以来未断连的相融合一就是拒绝人们的合一团契，一个只有靠着圣灵才可能有彰显上帝大爱的相融合一。若拒绝我们在地上有形的合一团契，我们就不是与道成肉身的上帝连结，我们同时也拒绝了上帝选择用来拯救我们的方式--一位有形、成为肉身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人的彼此合一团契是证实上帝的存在和基督在我们当中作工现实的证据。并不是说没有人之间的团契就“比较纯净”或“更属灵”，而是人使合一团契更真实，更丰富，更保全。因此，拒绝或反对基督教会的合一团契就是一个违反爱心的罪行，就如奥古斯丁所言是异端和分裂的本质。那些刻意反对团契，相融合一的人士应当问问自己是否缺乏“属灵的果子”和自称为基督跟随者真实意义这类严肃的问题。

有些人成为异端和纷争份子是因为他们糊涂不懂事，他们並没有拒绝基督的真理或与基督身体--教会--的合一。这类的人不能和那些以爱慕权力和世界上钱财取代了爱上帝和教会的心，以假冒的权威教导和欺骗来赢取领导地位，拥有敌基督之灵的人相提并论。前者犯了无知的罪，后者则是特意地与上帝子民切离。在起初的基督教的时期已有积极个人主义教导的出现，对于这类的例子，基督鉴查个人的动机和其心思意念，让他们对自己的期望和渴慕负责，让他们各人决定自己永恒的去向。我们是被拯救的一群，教会与基督享有合一的团契，但我们是按个人的行为受审判。如此一来，基督自己会恩膏（抹油代表恩典怜悯的赐予和圣灵属灵医治的应用。），在审判的日子将那些无知懵懂的异端和纷争份子纳入祂永恒的教会之内。因此，在“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但是这个古老信条中“教会”指的是最后基督再临荣耀，复活，永恒的教会。这个未来圣徒延续不断的相融合一就是永恒的教会，是超越时间的。老天主宗教会自认他们是在这个相融合一之中，虽然教会曾经经历分裂，我们明显看到因为分裂造成人的跌倒和我们引起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宣称自及自足或与其他传自使徒的教会的合一割离，我们坚持老天主教会仍然经历公教会相融合一的丰富，终究毕竟这个相融合一会变得完整和普世化。

恩典彰显於一个活出丰盛生命的呼召，一个合一团契的呼召，和一个在世上认知上帝的无限，爱和荣美无私的爱的呼召。整个历史当中，那些经历神的人都感觉到一个去爱和拥抱教会的基本呼召。那些真正顺服圣灵的人都正在进入神国度裡具有历史性、有形的相融合一，圣徒，使徒，公教，和全备正教的基督教会之建造！

早期救恩过程的教义

早期对救恩的瞭解指的是一个与道成肉身基督的一种关系，这个关系表现在一个永恒的过程。我们知道所有圣经有关得救的记载是很明确的，得救的过程开始於信心承认（罗马书 10:9），奉三一神之名接受洗礼 （ 马太 28；19，使徒行传 2；38），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路加 9:23），忠心致死 （马太 24:13）。维尔（Bp Timothy Kallistos Ware）主教的神学名句：「我已得救，我正在得救，我将要得救。」

接受经由“圣徒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信念修改过“相信，悔改，接受洗礼”的圣经教义的后果是严重的。如果得救只是基于一次的悔改，那么这是个合逻辑的结论。但如果得救不是基于一次的悔改，受洗礼就成定案，而是一个以洗礼为起点，持续悔改的过程？为何希腊文悔改（metanoia）这个字意表持续回转意思？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新教的洗礼就是错误的应用，成为一个过去不存在得救无意义的标记。这是一个时态的问题，一个救赎画面和对於基督在我们生命中作工的理解的问题。如果基督称我们为义，但是实际上並没有使我们成为公义，那就只有字面的意义。但是有另外一个字也是被翻译错误，在德文和英文圣经将希腊文 “Diaskosis”翻成justification，其实是“被称为义”的意思。Justification 这个字源于於圣耶柔米（St. Jerome）翻译成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Latin Vulgate），成为有效的法律漏洞或借口，没有反映出我们的经验和属灵的实况。我们相信圣经中“相信，悔改，受洗”的命令，但是我们坚信因为相信和悔改，洗礼才有成效，但是相信和悔改必须靠信徒一生对基督的降服来持续。悔改，认罪，和行善的操练是我们现今生命表达上帝恩典的见证。故此，一个受过洗礼的人，如果他摒弃了信仰，最后可能下到地狱，一位从未在基督裡受洗的人，可能因信心靠着基督的恩慈得着救恩。那位从未受洗在十架上的盗贼，因凭信心求告基督而得救。这并不表示一个受过婴儿洗礼的基督徒不会上天堂，或一位在非传於使徒的教会接受成人洗礼的人，后来离弃了信仰，仍享受救恩的功效。（那些挂名，没有实质定位的基督徒）。按初代教会的理解，婴儿洗礼和成人洗礼两者皆是被认可的，因为洗礼功效的持续是根据个人决定的持续…两种洗礼皆达到同样的目的，是要鼓动和维持靠着内住的圣灵来持续悔改的生命。这一直是教会的实践，是圣经和使徒们所见证的，也是所有传自使徒教会所实践的。奉三一神的名，教会透过洗礼的事工，施与圣灵，接纳个人加入教会的圣礼生命。这是一个人今生进入基度教会生命之入口。我们第二个进入复活荣耀国度的洗礼就是死亡本身，那“分离我们出困锁，进入应许之地的河水。”

因此，加尔文派教义的正确理解应该是：加尔文将“约”和“拣选”的预定（我们的理解指的是教会整体而言，就如以色列是旧约“选民”一般）误解为“个人的拣选”（以弗所书 1:3-5，罗马书 8:28-30， 林前 2:7 等）。既然在历史当中没有加尔文的系统，在圣教父的写作中完全没有提到这种想法，我们相信加尔文系统是一个创新的推测，而非使徒的教导。早期教会的圣徒也谈到呼召成为信徒（普世性的呼召）和新妇的拣选 （在教会中特别的呼召）的不同。有了这个理解，个人救恩过程的观点和基督新妇的拣选和预定的看法就没有矛盾之处了。但将“个人”误解为“教会”，如加尔文的重复预定的理论，不只将解经的责任变成个人的负担（这是没有历史标准的），並且消灭了基督建立教会的理由…导致目前加尔文主义和福音派“耶稣的跟随者”成为“鄙视教会的基督徒”。

历史上，在新教思维范畴的人们无法同意救恩定义的原因在於人的骄傲难以接受基督是决定我们永恒救恩的那位，而非一种高过上帝的“法律”， 因为律法让人可以预知上帝该做的事。我们也很容易忘记基督说“不可论断”（马太7:1），用我们对他人永生的论断来合理化我们爱心的缺乏，自以为“属灵”。我们常常在历史中看到不同基督徒团体之间的争辩，用自己对救恩的定义将其他群体排在救恩门外（如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和不同新教派系之间的纷争。）我相信基督不希望一人沉沦（彼得后书 3:9），祂赐恩给凡求告祂的人。这是为什么起初教会並不害怕基督会离弃他们或他们“会失去救恩”，但是他们清楚明白可能因为心里的刚硬，不悔改的罪，和拒绝圣灵的工作，不再渴慕基督的怜悯…我们知道基督如此的爱我们，祂不会将自己强迫加在我们身上。我们明白我们的罪恶和基督的恩典的反差，基督救赎我们的意愿是没有任何负面审判的，这就是约翰一书中对上帝的描写，祂是光，是爱和拯救，如果我们继续回转归向祂！在这个长达一生的得救过程中，记住“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 24:13）

为什么老天主没有要求遵从东方宗主教的礼仪法规

若老天主宗只接受众地方教会所接纳大公会议的决议，必然就没有理由遵从东宗主教区的法则。我们看到地方会议如坤尼塞可斯特（Quinisext）会议宣称普世性的权威，或拜占庭的经典学者巴学者巴萨蒙（Balsamon）的独特和片面的论点。巴式指出所有的宗教实践必须与拜占庭一致，反对罗马1400 年的律法，和早期宗教大会的神圣经典，创造出目前东正教和古代传统和神圣的大公会议相对峙的立场。而传统和大公会议应当是正教无误权柄和遵从法规必要性的主要源由。因此东正教的无误性的争论本身就是自我矛盾的，应当被认为是福音以外另加的信仰观点，不是不证自明，历史的事实或圣灵住在教会中的副产品。这是老天主宗察觉到一个从未被诚实检视过的神学问题，因为不愿意在忠实信徒当中制造出谗言，害怕对正教传统作出普遍的再评估会给拜占庭修道院主教系统的高贵权威带来极大的灾难。

藉着圣灵的力量，悔改，祷告，对上帝和爱和信徒彼此间的爱，对福音的顺服，善行和与圣徒的交通，我们首先得与基督相融合一。渴望对属灵权柄的顺服，对长老们的爱和敬重，不与基督创始有形的历史教会分割，坚持反对腐败和破坏，使徒的承传自然就能延续。怀着关爱，尊敬，和同侪共济的精神，地方的教会认可其他的教会，建立地方上的宗教会议，藉着其他主教的审查监督，达成主教的责任制度。一但教会之间发生问题时，应当应用圣经中和好的命令，基督徒需要记得我们要在心灵上合一，就如基督和父神合而为一一样。基于这个原因，在个人层面和地方教会之间的运作，这些领导特权是很容易维护的。然而，若采用国家教会的模式，就会产生中央集权的动力，理论上是要维持所有主教权利的平等，小地方或偏远地区传统主教的数目就会被递减，整个罗马公教皆按着主前时代的世俗行政分线在运作管理。如此就造成了中央集权的主教威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罗马公教（天主教）和国家正教，他们皆宣称有圣灵和真理上全球性的监护权或治理权。这些宣称并不吻合早期基督教体制的理论，也违反了主教皆平等的信念和接纳公教大会的必须性。他们的宣称可能是为了后来实际行政上的原因而发展出来的，并不是教会的本质，是应当舍弃的。

正教合一团契，相融合一的理论是真实美好的，但是却要是在拜占庭的经典传统中发展出来，这是极度自指，理想化，和无法反应自己历史简单现实的。正教相融合一的理论展现三一神，教会的阶级，教会神人合一和神人管理，属天的敬拜，以及过去拜占庭的崇拜礼仪。但是没有很诚实和自我批评式地面对历史和政治上矛盾， 并且将加斯丁的法规（ Codex Justinianus）附加在坤尼塞可斯特大会（Council of Trullo 又称 Quinisext Council）经典的后面(意指将教会摆在国家法律之下）。如此竟让Moechian 纷争最后竟胜过平和的总主教，促成两个大会和正式与西方的联合 （ 只是为了方便而丢弃），助长了拜占庭正教合一的常规，土耳其买卖圣职的习俗，为要争夺全球教导权柄而产生的内战，对神学异议份子的陷害和逼迫，近代归并宗教和种族的问题，以及区域主权的争夺等。所引发问题和争议不胜枚举。

今日，按巴萨蒙（Balsamon）的解释，圣居普良（St. Cyprian）是唯一用来诠释东正教教会学的经典权威。然而，至少有五个古代教会的经典定义是和巴式对圣居普良经典的诠释相矛盾的。圣奥古斯丁教会学和圣居普良的理解是完全相左的。圣居普良认为纷争的出现不是因为与恩典隔离而是对爱的抗拒。有争议性的程序和礼仪在教会中出现，但只可能滋长到一个地步，因为彼此之间的爱和顺服，都是可接纳的，但是一但失去了爱心，就造成分裂。使徒信经（早期安提阿教会流传下来最早的教会传统经典）坚信，根据和谐和互相的赞誉，每个区域皆有资格认可一位主教，一位监督，这是地方/区域教会最基本的合体。这个合体的在完整，普世性，大公教会中的存在是不需要“外在”的认可的。

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也宣称，所有地方上的传统比帝王的声明优先，除非传统与大公会议的教义教导是相违背的。这是巴式错误之处，改变了对经典的诠释，他说：“除非是大公公会的命令，所有的事物都当遵照上帝所爱的居士坦丁堡”。这个小地方的扭曲对正教是致命的一击，毁灭了圣雅克，圣马可，圣犹大的祷文圣礼，和所有其他地区圣诗和圣礼的传统和中古世纪末期的圣礼祷文经典。若教会神学的自我理解是出於祈祷 ,“ 祈祷之律，就是信仰之律”（Lex orandi lex credendi）, 那么这这点上，正教切断自己教义和文化启示的源头，为后来狭隘和自我欣赏的正教传统作出直接的贡献。

最後一个的参考来源即是公元 410 年希利理亚大会在其经典前言中的解释。 根据使徒信经，所有地区性的教会皆有宣告他们政治上从罗马帝国和帝国权势脱离独立的权力，其中唯一 被众教会相互认可的要求就是接纳公教会圣统制，教导福音、保罗书信、道成肉身的教义，三一神的信仰和圣礼的执行和实践 （ 基本上就是尼西亚信经的主张）。这个观点得到认可，以後拜占庭的教宗主-安提阿的圣约翰教宗和教宗色尔爵二世与叙利亚赫拉特克力执政时期的耶书亚主教二世联合，决定继续维持叙利亚定义的公教。这个早期的定义解释了坤尼塞可斯特大会实际和哲理上的问题。加斯丁大帝将东罗马帝国的的法规附加在坤尼塞可斯特大会的信经的后面，徒手抢夺了第五和第六大公会议的权柄，设立主教不婚的制度，促成修道院占领了整个拜占庭和罗马的教会。

注：侯福伦教父/博士（ Fr. Dr. Cyril Hovorun） 的新书《教会的鹰架台》（暂译，原文“Scaffolds of the Church”）。该作品是研究东正教的公正参考资源，能帮助读者对拜占庭过去一千年立场进化的来龙去脉有所瞭解，然后遵循为思可所教父/博士（Fr. Dr.Patrick Viscuso ）对巴萨蒙所著《 伊斯兰下的正教教会》（“The Orthodox Church Under Islam”）所作的批判式的翻译。 梅以恩多福教父/博士 （Fr. Dr. John Meyendorff）的著作也是十分珍贵的，他一生致力研究帝国对于信经诠释的影响，特别是在“帝国的统一和基督徒分裂”。他与帕派达克斯（Papadakis ）合著的《东方的教会和西方教皇的兴起》（“The Christian East and the Rise of the Papacy”）即是他研究的成果之一。这些都是讨论公教会原始意义和后来在拜占庭末期，在土耳其统治和俄罗斯帝国拓展下发展的教会之间差异的正教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