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教: 東正教於大中華地區，及其對之的議題
约瑟副夫主教 著
二0一九年十一月30 日
摘要
本論文首先討論中國和早期基督教最起初的接觸，第二部分則是申論敘利亞古文獻中所記載公元627 年波斯教會和拜占庭的再次共融，中國的史料同時證明敘利亞的教會是“屬於羅馬”的，中國的文獻推崇這些創立教會的先賢、君士坦丁堡和西方世界是一體的，至今存留從唐至宋朝有關基督教的中文記載都找不到“聶斯脫里主義”的教導。本文的第三部分著重在 從1668 至 1956 年俄羅斯的教會。第四部分討論當代正教教會在亞洲的近況、所面對的困難、文化上的特權、正經的爭議、東正教在華人世界置於劣勢的政治因素。第五至第七部分描述華語人口中的東正教會， 各類的神職人員和他們的活動，事工項目和對未來的展望。最後以呼召讀者用謙卑，靈活的態度對待中國和以東亞的正教給予重新的評估作為結語。
目錄
一。 引言： 早期基督教在東亞
1。基督的差派
2。 湯馬斯 （ 又譯多馬）福音
3。隱藏的傳統
4。早期在東亞的基督教對西方的意義
二。東正教在中國
1。 阿羅本和正教會在唐朝出現於中國的論據
2。彌勒佛的出現和敬拜，末日審判之主的來臨
3。 中國東教會的衰微
三。俄羅斯教會
1。 西伯利亞的哥薩客人成為中國的艾爾比辛人
2。 聖彼得的新使命
3。 使命的挫折
4。 學者修士的時代
5。 義和團運動
6。 白俄羅斯的衰落
7。東教會在中國的去本土化
8。 重新建立中國正教會的最後嘗試
四。近代東正教會
1。 普世牧首區
2。莫斯科牧首區
3。塞爾維亞牧首區
五。 近代遠東正教會
1。亞美尼亞使徒正教會
2。 科普特正教會
六。修復原始的中國教會
1。 敘利亞使徒東方聖公教會
七。總結
八。參考文獻
引言
早期基督教在東亞
基督對他的門徒預言說：”我又告訴你們，從東從西，將有許多人來，在天國裏與亞伯拉罕, 以撒,雅各一同坐席。” （1）當基督頒布祂的”大使命“，差遣使徒進入世界時，祂也將教會的種子，祂的身體隨著使徒遣送到世界的各個角落，將”內在的國度“ 帶至道成肉身顯於外的呈現，外體和靈裏的合一帶來了現實的劇變。”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名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 2）聖使徒路加告訴我們，使徒們定睛注目主耶穌昇天，天使催促他們遵行主的命令，他們就到了耶路撒冷等待主耶穌所應許，上帝即將賜下帶領他們進入一切真理的聖靈。聖靈在大風響聲中如火舌般降臨到他們身上，給予他們說各國語言的恩賜和在聖城中講道的能力。我們清楚看到上帝的教會即刻傳播到世界各地。第一波歸入教會的有歐洲人，非洲人，和亞洲人。使徒們說他們的語言，來自東，西方的人們聚集來聽彼得的講道。彼得再次肯定了這個真理，當他見證羅馬人受聖靈的感動說出聖靈的話語，他提醒猶太信徒說，“ 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3） 從第一代信徒就衍生出遍滿全地的教會。 在東方，亞美尼亞，艾迪沙 ( Edessa), 巴比倫，泰西封，索科特拉，喀拉拉邦的教會屆時成為聖靈之火在當地明亮的烽焰。
湯馬斯福音
長期被遺忘的被諾斯底寶典，拿戈瑪第經集，其中有部分是早期被聖徒引用的湯馬斯福音，於上世紀分別在伊拉克和埃及中被發現。這個寶典詳細記載了這位“懷疑”的使徒後來如何以證實基督的肉體復活而馳名各地，也描述了他在印度蓬勃的事工和甘多福王歸入基督的故事。這個國王是古希臘北印度王國的歷史人物，他是亞歷山大大帝傳奇式征服東方的餘民之一，也是這冊經集的中心人物。印度正教會傳奇中的長篇史詩，Mar Thoma Kali Margum, 是需要一整天才唱得完的頌歌，述說印度各代教會的歷史，其中宣稱聖湯馬斯和巴爾多祿茂 （Bartholemew） 曾到過中國。 （4）在一本記錄 漢武帝歷史的著作中，曾提到這個神秘之旅， 書中提及漢武帝接待一位來自西方的老人，一位有改變世界“架構”的長者。（5）雖然聖湯馬斯回到他自己的教會，最後在印度為主殉道，在他殉道之前設立了七大教會監督職位，這個制度一直沿襲至今。（在印度，這個制度一直承襲至 16 世紀，當時霸權的葡萄牙殖民侵略者迫使本土教會為了要抗衡強勢，向中東的各主教申訴）。一位巴比倫東邊教會的教主，首先認定了印度教會歸屬於波斯教會權柄之下，進而藉著武裝勢力將聖湯馬的部分遺體的帶回西方。今日羅馬公教和希臘正教皆尊恭他的遺體。
隱藏的傳統
對我們而言，基督教在東亞的歷史是一個隱藏的傳統。東漢時期 （ 約 公元 300 年）的一面銅鏡 上刻了一段有關基督教信仰的話：“製作這面神鏡，來尊崇敬拜獨一無二的上帝。聖母瑪利亞目證了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獨生子，祂有帝王一般的顯赫。凡立志信祂的，要必須重新再生一回。”（6）中國東部有一塊露岩，其上雕刻了隋晉時代風格的圖樣，當地人指稱那畫的是佛祖的一生，但事實上説石上畫是基督的生平可能更貼切。（7）徐州許多的墳墓上刻了一隻獻祭的羊，一個裝有五條魚，五個餅的籃子及 一個和當年在羅馬暴政逼迫下基督徒用來秘密寫出基督名字的輪子。（8）在公元600 年之前就有東正教信徒在中國的歷史記錄。 唐朝的第一位皇帝唐高祖下令允許基督教的傳入。高祖李淵是位策略家，自稱是道家的始祖老子的後代子孫。 高祖的曾孫招聘波斯的教徒為軍隊的將領。 野心勃勃的外族將官安祿山叛變，唐天子差一點賠了性命。雖然一位景教的將領平息這次的叛亂，但因為外族軍隊對王朝的不忠，導致朝廷對基督教的逼迫，驅使當時的基督教徒逃到比較能容忍他們信仰的西，南邊境，遠離中央朝廷。中國的基督教會從此一直到14 世紀，不論是在城市中，在南方或在蒙古地區都是隱藏的。 當公元 1200 年末期，天主教方濟各會傳教士若望孟高維諾到達中國時，中國的基督教會已是奄奄一息，對幾位來自西方的智者已失去回應的本能。到1500 年代利瑪竇入中國，中國教徒對於敘利亞基督徒的記憶痕跡只在他們飯前在米飯上畫個十字和敬拜“ 光明之王”上找到。再下來就是在西安發現的方濟各會弟兄和他的中國信徒所留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震耳欲聾的歷史回憶。
早期在東亞的基督教對西方的意義
這個紀念碑吸引了西方的想像力，創造出一種哲學，神學，和對外來事物著迷的奇異斂聚，造成對十七世紀人士對中國的高度興趣。這種對中國的入迷，引發出對儒學的理想化、喝茶的時尚、引用抽象符號至數學運算，及非宗教化思維的誕生，進而孕育出西方的啟蒙運動。阿塔納斯珂雪，魁奈，馮秉正，杜赫德，萊布尼茨，帕斯卡，伏爾泰，盧梭，洛克， 金史密斯，亞當史密斯等皆積極投入這個新世界的理念，從如何將景教紀念碑翻譯成他國的文字到檢視耶穌會宣教士所發現的中國價值。這些宣教士將他們的發現翻譯成拉丁文，義大利文和法文的文件比他們將西方文獻翻譯成中文的著作多得多。魁奈將12 世紀中國學者朱熹的著作翻成法文，他的翻譯激起要一個建立在以培養共同優勢和競爭的世俗社會，一個任人唯賢，以老子無為（政府什麼都不管）的自由市場的社會之信念。（9）故此，現世的“保守主義”是西方社會借用”中國的教會是屬於東方亞述教會管區下“的宣稱為橋樑，激進脫離基督王國的理論和從君士坦丁時代就是西方文明核心特質的“神權治理”概念的情況下所催生出來的。這是正教會針對世俗理想的起源經常面對的困境，雖然已發展出哲理上的回應，但對其中的內涵一直沒有深透的瞭解。許多正教人士指出，正教與西方基督教的分別在於其文化理念-。 實用主義，物質主義和道德主義常被視為是夾帶在啟蒙運動中一股內在、去人格化、世俗化的勢力，其實中國才是真正的源頭。（10）
東正教在中國
阿羅本和正教會在唐朝出現於中國的論據
第一部記載基督教在中國宣教活動的正典並非出於中國人之筆，而是拜占庭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的著作。普氏記錄在公元551 年間，景教宣教士從東方帶了絲蠶獻給查士丁尼大帝為貢禮。這份禮使東羅馬帝國受益不窮，建立起造絲的傳統，穩定了希臘紡織產品的經濟效益，也開始至今仍被認為是最具正教典型特色，聖禮祭衣的承傳。 普氏的記載比中國的文字和銘碑記錄早了七十年。
古代亞述東教會歷史的編年史集 “Chronicle of Seert” 裏描述希拉可略大帝接見天主教主教 伊斯（Yashuayab ）二世 的事宜。 這位教主在 627 年向羅馬君主和隨側的主教表明自己信仰的正統，也與君士坦丁和安提阿的主教共參聖禮。（12）在這個具有紀念意義，東西合一的時間之後，天主教開始差派宣教士是到中國開展牧養在中國從商作貿易的波斯人的事工。伊斯的名字刻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的上面，其實這個碑應稱為“正教流行中國碑”，因為是代表拂林主教所屬的教會， 景教碑描述宣教士阿羅本抵達中國拜謁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國傳播基督教。此後太宗降旨准許他們傳教。
正統的史料寫道：”他們帶了有關聖潔事宜的書籍和圖像，教導人們敬拜創造主，因此德行可以進入花樣美麗的國度，祝福公義君主的執政統治..” ( 13)
在歷史中記載直到公元781 年，這145 年中在中國的宣教行動。西元 845 年 景教和佛教，摩尼教，及首入中國的回教一同被官方禁止，隨後因逼迫，轉至地下。
在阿羅本抵達中國後不久，中國接待了一個來自拜占庭帝國希拉克略大帝朝廷的宣教士代表團。他們意圖以雙管其下之計攻打回教加利非勢力。中國的君主不想如此長距離的聯盟，阿氏也聽說回教勢力已經侵入中國邊境，但是中國不但擊敗了回教的侵襲，也打敗了波斯的軍隊。這都是拜占庭不知道的。這位君主的智慧是拜占庭的悲哀，因為一但希拉克略大帝屍古已寒，拜占庭帝國就要面對抵抗回教勢力黑潮，面對恐怖和不定的未來。中國歷史有如此的記載： “五月拂林國王遣大德（ 即主教）僧新羅王（新羅馬）開遣使來朝...七年正月奚王李大輔及新羅國並遣使來賀正突騎施匐車鼻施啜蘇祿笄波斯國開遣使朝貢石拂林國王遣火羅國大首領獻獅子二零羊二拂涅鐡利越喜開遣使來朝。” （14）由此可見此時敘利亞和拜占庭教會之間的融合。 他們互相合作，使用東敘利亞教會早先就有的架構 。此後可能是因為波斯帝國敗在回教徒的勢力下，在中國基督信仰的正式名稱也就從“波斯” 的 宗教，改成“羅馬”的光明宗教 （ 將羅馬和君士坦丁，即拂林，相連）。（15）雖然許多學者認為這只是名稱上的混淆，但事實上其意義在於這強調了東與西教的連續性，也確認為何在今日的基督教的原稿或抄本裏缺乏任何“景教” 文件的原因。中國天子曾下旨： “天寶四載九月韶曰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來習而來久行中國。愛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府郡置者亦准此。” （16）
正如莫氏 （ Moffett） 在他權威性的著作 《基督教在亞洲的歷史》所主張，曾氏（ Jenkin） 在其《基督教失落的歷史》所證實，拜占庭和巴比倫在修復和維持雙方的融合合一上有長久的掙扎， 如此的掙扎影響到了基督教在亞洲的身份，在亞洲的信徒認為信仰的本土化和與拜占庭友好是不衝突的。在中國北方的墳墓內發掘了超過三百個雙頭鷹，希臘式的十字架，和天使的銅牌，顯示與東羅馬文化的濃厚連結。（17）之後，出生在中國北方的拉賓掃務瑪於 14 世紀拜見英國國王和東羅馬帝國的教皇，他稱讚拜占庭大帝” 見到貴屬基督的君王，疲憊頓消，急切要瞻望我主為您建立的王國。“ （18） 這個衷心的讚美表示東方人並不覺得他們東方使徒承傳教會的地位和拜占庭帝國在教義和正典上的重要性是相違的。然而，漸多文獻顯示饑饞的回教政統悲劇性地切斷了迦克墩公會議之後教會之間初現的合一，破壞了對平衡安提阿與君士坦丁之途經的覺悟。這點對於中國的宣教是極重要的，因為伊斯二世的按立和差派就是基於這個東西融合的基礎，而他的名字是因此刻在景教紀念碑上。使徒的傳統就是因此藉著伊斯及他的門徒阿羅本帶入中國。他們兩位理論上是正經和使徒教導在中國的啟蒙者。在中國西安的景教紀念碑應該視為一個由中國一位重要皇帝頒布，具有權威的正典文獻，也代表在中國屬於東敘利亞系統教會的成立。公元641 年拜占庭的主教（ 大秦高僧)和他的隨侍認可並遵從了這個原則，於647 年以代表崩駕已久的希拉克略大帝大使的身份，朝見中國君主。這事件也證實了這個論點。宋朝王欽若所著的《冊府元龜》中也有不容質疑的記載。（19）
在中國的教會是由說亞藍語，具波斯文化背景，非希臘族裔（ 也不是亞述人）的基督徒所開始的。在這個亞洲歷史的據點，這些人比較過去和西方有較多的接觸，以教會共融的角度，迦克墩公會議基督徒並不人認為他們是邊緣化的異端宗派。 （20）事實上八世紀東敘利亞，尼尼微的以撒主教，被東正教教會尊為聖者證明了一個事實，就是一但正典的 融合被建立和認知，是永遠不會被官方斷絕的。（21）拜占庭在禮儀和教會上的發展給兩方彼此的認可帶來了障礙。迪歐克里亞的威爾主教（ Kallistos Ware, Bishop of Diokleia） 在他有名的著作 《正教》中此陳訴：“拜占庭教會和東正教的分離在於歷史而非教義的因素， 多半是因為缺乏接觸交流，而不是神學上的直接矛盾。“（22）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論點，特別它反應今日東教的願望，藉著”共同基督論宣言“ 他們努力要重建這個信念，繼續和東正教和羅馬公教對話。（23）若任何可以證明這個重建是可能的，中國是非之莫屬，中國可以為東方眾教會共享承傳上的認知提供文化的場景和動力！
彌勒佛的出現和敬拜，末日審判之主的來臨
唐朝期間，彌勒菩薩在無法解釋的狀態下出現於中國，在西安的基督教紀念碑上，還以亞蘭文的”彌賽亞“ （譯音：米氏何）的同樣文字冠名。彌勒 是未來之佛，梵文意為”慈愛”, “友誼“ 。在三世紀的 《長阿含經》有提到，但有人認為乃是出於偽經，因為在佛教更早的派系皆未提及彌勒菩薩的原委。（24）他並沒有與印度之神相提並論，也沒有佛教神學的前例，印度教認為他是黑天神祉的化身降世，就如基督的道成肉身。 然而如今彌勒被佛教的所有教派尊為佛教的“救世主”。 學者們認為彌勒來自曾受希臘文化影響的南疆塔里木盆地， 他反應了米特拉斯，瑣羅亞斯德和基督的人格和教導對後期佛教學者的影響。 楊氏和莫氏並且推測彌勒引用了猶太教神秘主義傳統裏的以諾卡巴拉主義。
對彌勒的敬拜和最澄天台宗和弘法大師（空海）真言宗救贖的教導相近，兩者皆強調恩典，道理深奧，鮮有悟道， 呼求救贖，聖者之中保和手勢（ 尤其是畫十字的手勢）。這些教導在日本有最深厚的影響，日後宣教士又將這些影響傳回中國。有記載弘法大師，敬拜“宇宙天主之啟示”之文，這文集即是阿羅本所著早期敘利亞文馬太福音第五章的注釋， 佛教“真言宗”深奧道理的中心思想由此而生。這本注釋是由唐三藏傳出，最澄和弘法屆時正好在中國學習。此注釋的抄本如今收藏在高野山的金剛寺。 聖公教會的學者戈登女士徵得修道院長的同意，以重金訂做和裝置一座西安景教入中國碑複製品於此，表示日本佛教和早期基督教的聯結。《西遊記》的知名人物，唐三藏是印度大師慧僧（ Prajna ）門下學習，大師和他的中國基督徒好友亞當（ 亞蘭文發音）翻譯早期的敘利亞文集。唐三藏的住持的廟宇就在西安城第一座敘利亞基督教教堂的隔壁。當最澄和空海在中國之際，有許多兩方僧侶互相交流的記錄。一個有關佛教歷史的文獻有如下的記載：“慧僧（Prajna) 印度卡比薩省的高僧，穿越印度的中部，斯里蘭卡和南海的島嶼來到中國，因為風聞文殊菩薩就在此。他於公元782 年抵達廣州，不久到了中國北部。 和他亞當，一位羅馬修道院的波斯司祭一起翻譯胡文的波羅蜜，完成了七個集冊。” （ 25）
彌勒佛在中國，韓國，日本和越南成為一個民間普遍膜拜的菩薩。唐朝受人尊崇的禪宗僧侶布袋和尚，在宋朝時期被認為是彌勒菩薩的化身，之後他胖老人拿著袋子的形像就彌勒菩薩的原像互提出現。他是日本和中國的聖尼克斯（ St. Nicholas）一位給贈人們需要的聖人。濟公，這位叛逆菩薩的和尚，也被認為是彌勒菩薩的化身，列為道教不朽的聖人之一。一貫道宣稱他們的祖師爺是濟公的再生，是佛教的救世主。“大肚彌勒”，“笑佛”，“財神爺”，這位菩薩面目的特徵在中國傳統觀念裏都是福氣，生財，合意美的表徵。
彌勒佛總是展示一種手勢。他三個指頭的手勢無法以印度教或佛教的術語或中，日的傳統來解釋。這種三個指頭向上指，兩個指頭做成三角型，新的佛教手印，是與波斯基督徒用手指來指示十字架的手勢相似，也與拜占庭的傳統雷同。這在敘利亞基督徒牆上的圖畫和佛教真言宗在禮拜劃十字的傳統中皆可查見。這是指向基督的表證。三個指頭指向天表示“在上的三位”，而三位一體中的最小位與其他兩位有一點小距離，或者說“在世界”， 聖靈是在世界裏。最重要的是，這個手勢表明了基督希臘文的名字: ICXI--彌勒佛在宣告真正彌賽亞的名字--主耶穌基督。（26）
中國東教會的衰微
在中國的東教會在唐朝之後開始受到逼迫，因而將其中心搬離京城和其環繞城市，轉到新開拓的東南海岸福建一帶的貿易港口地區。這地區住有越南族，苗族和泰族的移民。這些地區常有侵略東亞，中印交界，印度的穆斯林商人和殖民者出入，而會說阿拉伯語和亞蘭語的基督徒成為穆斯林海員和中國絲綢，陶瓷，香料，寶石，景泰藍，木雕，金屬製品和玉產者的協調者。這種福音色彩淺淡，又不見具有威脅的氛圍下，中國人覺得福音有益，可容忍的外來宗教。在杭州，嵊州,和廣州皆有奄奄一息的小型教會，教會的式微的狀態一直維持到蒙古人入關時期，一批自稱為 “也里可溫”基督徒進入中國才有改觀。這些蒙古的景教教徒並不欣賞中國基督教在唐朝已發展的傳統，這兩方鮮有溝通。根據馬可波羅的報導，唐朝據有最次使徒權威的泉州市主教，沒有和蒙古元朝首都京城汗八里 （ 中國人稱“大都” ，即使日後的“北京”）的主教有任何宗教討論的意願。（27）這兩個東亞基督教教派已分離太久，說兩種不同的語言。隨後朱元璋反叛推翻蒙古人建立的大明朝，明太祖本身是佛教和摩尼教混合而生的白蓮宗的追隨者。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原委，他竟號召要消滅所有“非中國”的宗教，基督教故此在中國的歷史紀錄中消失，一直到兩百年後耶穌會教士的進入，基督教才在此重現在中國的歷史。明太祖拆毀中國南方的基督會堂，刻有十字架的祭壇。基督徒死者的墳墓被埋在道路之下，直到1950 年代共產黨的士兵重建這些古道時，才再被挖掘出來。（28）
俄羅斯教會
西伯利亞的哥薩客人成為中國的艾爾比辛人
公元 1683 年，中國康熙皇帝攻打一個俄國人宣稱俄屬艾爾比辛的前哨，哥薩客人的村落，中國人認為這個村落是俄國探險隊入侵的中國屬地。這場戰役發生在中國東北和西伯利亞的天然劃界，黑龍江邊。清帝認為這地區是滿州人八旗軍民的疆域。滿人於1636 年得勢，入主中國直到1912 年。據報導約有30-70哥薩客士兵被擄掠（各報導人數有略有出入，可能後來入京後有遺棄或背叛的），他們被迫選擇服事朝廷，或接受死刑或入獄。他們遵從朝廷的壓迫，被套上手銬腳鐐帶到北京城，遠離北方的家鄉，駐紮在北京城北邊城牆的一角。朝廷給這些士兵一點土地和一座倒塌的觀音廟作為他們的會堂。後來他們從艾爾比辛將聖尼克拉斯的圖像帶到此，Leonitiv 教父稱這個建築為聖尼克拉斯教堂 （ 後來封為 聖索菲亞），使之成為正教幾世紀以來的第一個教堂。由於這個俄羅斯人融入中國系統的成功例子，康熙皇帝願意改變政策，簽訂尼布楚條約，確定中俄疆界，允許與俄國使者接觸。哥薩客人和蒙古人和梭倫人通婚，這兩個種族皆是來自北方的土耳其少數民族，他們忠心服事滿清朝廷也忠於他們正教的信仰，哥薩客人在中國生養多代，持守祖輩傳統守衛士兵的職位直到19 世紀的中期。當今大約有600 位中國人自稱他們是艾爾比辛哥薩客人的後裔，只是中國14 億人海中的一點滴。
聖彼得的新使命
因為在中國首府一小撮的蘇俄人和與中國皇帝簽署的有利條款，俄國沙皇彼得大帝頒發了一個影響東教在西伯利亞和中國發展前景的諭令。 由於沙皇是 1667 年莫斯教區解散後，重新改革東正教的首領， 沙皇將托博爾斯克和大西伯利亞地區的都主教菲羅費（拉城斯基）提昇為一個新都會的主教。這個都會後來被莫斯科認可成立官方的使館，在1712 年馬世蒙主教 過世後，次年即差派幾位新的宣教士。 1715 年間，中國信徒為這些新的宣教事工捐贈財產。 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疆界領域主權的問題取得共識，雙方並簽署了布連斯奇條款，俄羅斯得以在中國成立宣教基地也包括在該條約的第五款項中。就此正式展開中國往後一百年直到鴉片戰爭結束，允許歐洲傳教士入中國的傳教事業。此條款也為日後直到辛亥革命，宣教事工的運作畫出了藍圖，也為傳教士和政府的互動列出規範，也為商業貿易和政治使命提供一個官方的管道， 但是到 1858 年， 1860 年和清廷簽署的天津條約後這些運作也因而終止了。隨著傳教士的入住，一個支持的機制因而產生， 俄羅斯教士的傳道所成為沙皇在北京的代表，主導兩國貿易，俄文翻譯語言學校等事宜。 俄國修道院長，修士， 僧侶，和職員只能任職一期，一期為十年。布連斯奇條款之後，俄國教士被中國政府視為同時是沙皇和中國的侍員，故此他們自成一格。他們在中國可以擁有私產，自由貿易，運輸和投資，也可收納租金，他們可以享受其他外國人無法享受的權利。他們甚至可以在有限的小範圍下代表中國朝廷。事實上，俄羅斯教士深受清朝一位皇帝的歡迎，這位皇帝曾在羅馬天主教教所學習，寫下感人滿有基督信息的詩句，但可惜後來天主教的教主取締中國祭拜祖先的禮儀，這位皇帝因此也取締基督教，以維護和平和中國儒家的傳統為名，驅逐所有西方的宣教士，這是遺留千古的諷刺。（29）
使命的挫折
在修士大司祭英諾肯提乙成立的東正教北京獨立教會之前，中國總共接待了19 屆宣教團，其中包括大約150 名大僧院長修士和司祭。修士大司祭英諾肯提乙於1930 年間透過民國的法律程序，將北京的傳道所和蘇聯政府分割獨立，正式宣布北京都會的教會是中國東教的獨立教會。這十幾屆的傳道團有許多聖潔敬虔的人士，尤其是二十世紀在英明神聖教主領導下的傳教士。然而，在早期教士鬆散和奢侈的態度的確冒犯了中國人，引起了幾次的騷動和反彈。衝突的由來在於中國人和俄國人對神職人員的權柄和權利有不同的認知。曾有記載，俄羅斯司祭出入街頭猶如皇親貴族，有侍衛在前開道，手揮著閃耀在陽光下的刀槍，粗魯地要喝路人讓開閃避。 第四至第九個代表團，留個中國極差印象， 如小丑一般，是中國母親用來威脅孩子聽話的角色人物。 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中國人對外國人的刻板印象就是他們是高大，騎在馬上的野蠻人，不洗澡，粗暴，好鬥， 但是不幸有部分的確是他們與高傲、行為不檢神職人員接觸後的實質印象。俄羅斯傳教士們鬥毆，好色，酗酒等的不良行為，玷污了中國人對早期俄國宣教事工的記憶。” 十八世紀的俄羅斯宣教所，為所眾知被懶惰，酒醉和淫蕩所充斥“ （ 30） 根據中國的文獻記載，第九代表團的狂野，非禮和在大庭廣眾酒醉的行為的確受到高級法庭的申斥，並威脅將他們遞解出境。（31）
學者修士的時代
一直到 1860 年間， 八國聯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企圖要如歐洲各國瓜分非洲和南美洲般切分中國，俄羅斯失去了曾是獨有的”使館保護“特權，至此俄羅斯傳教士才開始有比較有效的宣教事工。 第14 屆宣教團的領導固里修士大司祭有明智地決定將傳道所搬出俄羅斯的外交總部，回到 原先康熙皇帝賜給馬士蒙修士的佛教廟堂 --"紅屋”廟。 固里修士大司祭是名有成就的語言學家，對中文有相當程度的理解，他邀請波力金（ Polikin） 修士和其他在中文更有造詣的人士及中國第一位殉道的都主教楊吉一同將 《時辰禮讚》，祈禱集和 讚美詩集翻譯成中文。楊主教是1882 年被日本的聖尼古拉按立的。 楊主教的按立和經典的翻譯顯示俄羅斯教士想要開始教會本土化的嚴肅程度， 這個意圖投合了中國一位偉大皇帝的心意， 也有效地將宣教使命和外交使命切割分離， 這是宣教上的一大里程碑。俄國人和漢學家公認固里修士是知識，智慧和靈性的源頭, 但是很遺憾中國人對他認識沒有什麼認識。 其主要原因在於他在八國聯軍在鴉片戰爭後期圍剿紫禁城時，在他協調中國皇帝和八強聚集之際，同時通報沙皇即時趁機侵佔中國東北的外滿洲。歷史稱之為”兼併阿穆爾“。 固里修士雙面諜的行為後來被發現，他因此也完全失去中國人對他的信任， 尤其是在不久沙皇正式將外滿洲併入俄國的版圖之後。中國將東正教宣教事工和俄國人兼併中國土地緊密聯在一起。 俄國入主外滿洲後，中國朝廷開禁放墾，鼓勵漢人移民實邊（闖關東），後來因為乾旱，水災，和饑荒，三百萬以上的新移民死在關東。闖東關的失敗永久抹黑了東正教在中國人中的記憶，雖然失敗的原因是氣候和管理，而非俄羅斯的侵略直接造成的。雖然有東教會介入兼併北滿洲的悲劇，在義和團興起之前，俄羅斯傳道所報告每年仍有十至四十人歸入正教。在１９０３ 至１９１３ 十年之間，教會有驚人的成長，在有宣教擔當的教士領導下，在管理上有明顯的改變。在這個時期，俄羅斯教士買地置產，將工廠和農地改為傳道所，這些傳道所成為工人，農民，學生，孤兒，主管接觸信仰的管道。似乎快速皈依入教的政策是俄羅斯人唯一可以在羅馬和英國教會面前挺立的機會。 在中國的羅馬教會和英國教會當時有成千上萬的人依歸信仰，這些教會好像有意從新打造中國政治和文化西式的形象。
許多十三和十四屆宣教使團的教士是特意被派到中國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的漢學家。他們繼續神學經典的翻譯。之後，波力金修士大司祭短暫替代固里修士大司祭，後來巴拉第修士大司祭被按立差派到北京。巴拉第修士的出任無怪乎是俄羅斯宣教對中俄研究發展的高峰。波拉第修士精密用心地將正教的生活和思想翻譯成中文文獻。弗拉維昂修士大司祭是巴拉第修士大司祭的門生，後來因為巴拉第修士的健康衰微，弗拉維昂修士繼承他的職位。佛拉維昂修士使用波李金修士的原譯本，從新編輯出朗讀起來更清楚易懂的翻譯文集。
弗拉維昂修士翻譯（ 或重新翻譯）了《敬拜時辰》( Horologion)，The Shorter Trebnik, the Sluzhebnik, Kanonik 的部分， the Akathists 《亞可斯詩歌集》，《上帝之母和守護天使》。他新譯了主日的八調，十二節期的禮拜，受難週和復活週的禮節，追念死者的禮拜，幾個靈修和道德的文獻也翻成了中文。（32） 這些翻譯成為下一步宣教事業奠定了必要的基礎，上帝不久既要賜下一位使徒給中國。
義和團運動
就在這個自我挫敗內向自省的時刻，經過出奇堅毅和殷勤努力及頑強的決心，正教最傑出的奇才被差派到了中國。正教在中國的事工有了基督教宣教歷史中從未見過的轉機。
英諾肯提乙修士大司祭生在1863 年2月24 日，於一個顏尼賽教區司祭的家庭。 1892 年畢業於聖彼得神學院，滿腔懷著宣教的熱誠。在抵達中國之前，他研習西方宣教士在中國的工作，也拜訪了聖地和阿索斯山。他於1897 年到達中國。起初的幾年他專心致力於學習中、英文和籌劃傳道所未來事工的事宜。（33） 都主教安東尼曾寫下紀念英諾肯提乙修士大司祭的感言：”他一生無可指責，總是掙扎追尋上帝的榮耀，從不顧及自己。“
1893 年 10月3 日，英諾肯提乙修士大司祭被指派出任北京俄羅斯傳道所的主任。順應當時俄羅斯東正教最高教會首領 （ Konstantin P o b e d o n o s t s e v） 的期許，為了更加瞭解西方國家的宣教工作，他離開了俄國到倫敦，巴黎，羅馬，聖阿索斯山，巴勒斯坦，蘇伊士，阿丹國，科坡，西貢和上海。他也拜訪在不同的宣教組織 （ 多半在歐洲）。 1897 年 3月1 日，他到了丹増。 抵達北京不久，他全心愛上了中國的人民，這位熱誠的修士大司祭建立起每天在傳道所敬拜的禮儀，一年之內他就建立了一個排印和裝訂的工作室，建造五間教會，一個墓地教堂，一個在北戴河傳教士的休憩中心和一個在紀念主登山變像的小教堂。又在天津另建一祈禱所。同年，俄羅斯神聖公會贊同海參崴的主教按立兩位正教的司祭。（ 35）
在北京450-500 中國正教徒和艾爾比辛後裔當中，222 位，將近教會一半的人數在義和團運動中是喪生。五間教會中有四間遭到焚燒，艾爾比辛人過去一百年的宗教中心--聖母堂也難逃浩劫。英諾肯提乙修士在給摯友安東尼都主教的信中寫道：
”他們的結局是很淒慘的： 肚腹被切開，頭被砍斷，有的在家中活活地被燒死。正教的教條老師：帕弗芳，是在禱告中被處死的。 宣教學校的伊亞凡老師被他們酷刑兩次。第一次義和團的暴民重重擊打她，然後倒泥土在她身上。當她從昏迷中甦醒過來，她的呻吟聲被守衛（不是正教信徒）聽到，將她帶到他站崗的亭內。不久他們又將她捉拿，這次將她苦刑虐待致死。兩次的酷刑當中，她喜樂地向苦待她的人見証基督。這個可怕事件後的一晚，中國百姓發現一個名叫伊凡的男孩，他的父親是被義和團殘酷害死的司祭。男孩的手指被斬斷，胸前也有傷口。他們問男孩是否很疼痛，男孩微笑回答為主受苦並不難。後來男孩被斬首焚燒。（36）“
當義和團暴動之際，英諾肯提乙修士帶領他即將面臨致死暴行的會眾執行最後的禮儀，隨即被通知進入俄羅斯公使館避難。俄羅斯教士遇難的人數比任何其他基督教宣教所都多。俄國政府想藉著正教給中國人民帶來俄羅斯影響的期望也因此瓦解。俄羅斯官方召喚關閉傳道所，英諾肯提乙修士大司祭回國。但是英諾肯提乙修士拒絕，他將傳道所遷到上海，在那他得到聖公宗宣教會的支持，開創了一間小型的教會。
秉持繼續傳道所的決心，鞏固職位，重組人事，確保有司祭可以持續事工即便他再也無法會中國，英諾肯提乙修士回到俄羅斯。不久又長途跋涉到聖彼得堡會見他的老友，安東尼都主教。都主教是沙皇的親信，在支持中國傳道上很有影響力，他說服莫斯科收回關閉中國傳道所的命令，並承諾每年以個人名義資助二十萬盧布給中國傳道。靠著這個新的支持和重拾的信心，英諾肯提乙修士被推舉為第一位北京都主教。這是政治上和屬靈上的勝利。他是在1902 年6月3日被按立，隨即就被差派回中國，作為俄羅斯教會在中國和中國對俄羅斯的發聲者。中國有了自己的主教，傳道的事工就如勢如破竹般展開。有更多的聖職人員的加入和提昇。憑著幾個殷勤俄羅斯人與幾個小型學校的合作努力，小規模學校茁壯成一間神學院，十八間男子小學，女子學校，共有 700 學生， 還有一所孤兒院，義務醫療診所和兩間修道院。傳道所佈滿全國，有些還是受邀於中國人民，內地共有19 間教會。英諾肯提乙修士和他的屬下皆以中文主領崇拜。從 1907 至1917 每年皆有超過 500 人受洗歸入教會。他們建立開展牧場，磚瓦工廠，蠟燭工廠，罐頭工廠，米粉磨坊，烘培店，紡織店，手工藝店供給新信徒工作和經營的機會。在義和團暴動時被燒毀的教堂也重建成更大，裝潢更美麗，俄羅斯式的建築。 因為外國強迫中國必須要賠償義和團迫害造成的損失，過去200 年俄羅斯外交模式傳道所所購置的產業成為這時成為教會發展的基金。北館傳道所有來自俄羅斯的銅鐘和鐘塔，整個北館佔地100 多畝，在煩亂的北京市中營造出一份樂園的寧靜，有鵝，雞，牛，羊，伴著定時的鐘聲，呼喚正教信徒進入禱告良辰。在1901年教會人數已減到250 人，但1917 在俄國革命的前夕，教會人數已達到5000。
白俄的衰落
儒略歷的 1917 年 10月25日，一件無法想像的事情在俄羅斯發生了。在查士丁尼大帝時期特魯略會議定下的政教相融（ 皇帝和正教會）突然地被殘酷終止。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他的弟弟拒絕承襲王位，政局動蕩不安的俄羅斯落入無神主義者革命分子之手。皇室家族皆被擄掠殘殺，皇家忠臣和白俄軍隊被迫以武力抗爭，那些與皇室有裙帶關係的人民或忠於信仰的農民，為了保護下一代的安全，必須逃離俄國。以上不幸的關鍵事件直接危害了在中國的傳道事業，也給正教傳道本土化的異像帶來核心性的挑戰。俄羅斯政府和莫斯科聖大會即刻就斷絕對中國傳道的資助。很明顯的，正教過去穩定的教會體制也在迅速衰微當中，英諾肯提乙修士加入俄羅斯外國臨時主教公會，北京的傳道所成為東正教北京總會。日後幾年，幾百上千的白俄進入中國北方，大多定居在哈爾濱。 剛開始他們是在國民政府的保護下，但是後來日本人入侵東北，他們被視為是與軸心國為敵的少數民族，甚至被日本人懷疑是蘇俄的間諜， 因此倍受迫害。許多俄羅斯人顧此遷移到內陸城市。北京，武漢，廣州頓時多了許多俄羅斯人，但是上海是最多俄羅斯移民的城市，在1930 年代，白俄海軍戰敗失守海參崴後約有三十萬白俄羅斯人遷入上海。在上海有八個教區，四個大教堂，是放逐外地俄羅斯人精神文化的中心，正如巴黎是俄羅斯移民的在歐洲中心一樣。
在哈爾濱，大量俄羅斯貴族的擁入促成了20 間教會的的興起。夏天的主日成為白俄人的休閒日，婦女和小孩乘著俄式的馬車，穿著硬挺的白衣白裙，在公更園裏野餐。1919年來自俄國的聖約拿來到滿洲帶領東北的教會。他帶著塔比斯基的聖像到中國。俄國人尊榮塔比斯基聖像已有三百多年，因為這個聖像可以決定自己的歇腳處，和具有治癒功效的鹽水泉有特別的親和關係。 聖約拿在中國的一生建立了一個收留四十名孩童的孤兒院，支持了500 位學生的學業，教堂開設的食堂每天供應200 人次的餐飲， 也為貧窮的俄羅斯難民預備了一個免費的醫療診所。聖約拿監督哈爾濱著名的聖蘇菲亞教堂的興建工程。 聖蘇菲亞教堂和聖亞歷世教堂分別在 1924 和1935 落成。聖亞歷世教堂是俄羅斯東正教在中國間的最後一間教堂。（37）
東正教會在中國的去本土化
1929 年蘇維埃政府控訴中國傳道所，要求償還所有的經費，房地產，其理由是俄羅斯正教會是俄國政體的一部分，應當歸於政府的管轄。英諾肯提乙修士有智慧地定義中國的正教會是獨立的個體，指出早在1860 年間傳道所就已與政治公使館分開，那是中國有依規條設立自給自足的教會等級制度。當時國民政府的高等法院隨從蔣介石的指示，判定在中國的正教是一個本土的組織，不可能屬於莫斯科管區，解除了正教所有財產被剝奪的危機。在中國的俄國人很高興蘇維埃政府被擊敗，但是當英諾肯提乙修士推薦要提昇傑出的中國修道士為教主，他們卻竭力地反對。1931年英諾肯提乙修士過世，與其按立中國資歷最深的教士，他們推舉英諾肯提乙修士的助理，西門修士大司祭為北京的都主教。 中國的正教的神職人員到中國政府申訴，抗議中國的正教已被俄國人接管，沒有降服在中國的法律之下。蔣介石想提昇中國的教士為都主教，但是俄羅斯人興起暴動反抗，中國政府完全無法和俄羅斯忠誠的信徒和神職人員協調， 只得默然接受中國的正教會只是名目上掛個“中國”而以的事實。（38）維特修士大司祭在西門修士大司祭1933 年辭世時接任都主教的職位，他恢復前人建立本土化教會的異像，遠離俄羅斯政治負面的影響。
重新建立中國正教會的最後嘗試
有趣的是，ROCOR 第一位領袖的好友兼英諾肯提乙都主教和安東尼都主教的導師，西伯利亞都主教也在同一時期開始和天主教基發和斯二世和在印度的正教建立友好關係。這是第一個有關於東正教和遠東地區的正教會企圖尋求合一的詳細記載。西伯利亞和印度的主教彼此相互拜訪，ROCOR透過耶路撒冷傳導所十分投入這個計畫。兩位ROCOR 的神父，印度正教的都主教拉薩勒莫爾（一位聖公宗歸化正教的神父，他後來因為輔導彼得吉立奎斯和帶領幾位校園歸主機構領袖成為正教徒而馳名。）和聖提宏神學院的未來院長安卓爾修士大司祭，曾停駐在同一處所，安卓爾修士的陪伴幫助雙方能有更深層的理解。尼古拉坐諾也來到此演說，他的出現對兩方的融合有深層的作用。（40）大約是1933 至1937 年間，中國傳道所的維特主教離開中國，移居至馬拉巴爾海岸，建立“亞洲正教教會”，期盼能將預期的融合帶入中國正教會內的範疇。（41）一般認為當時已有一萬信徒的中國正教會只能在俄羅斯教會以外的“亞洲正教教會”中找到政制和認知問題上可持續性的解答。當時的教主們都認為基督教徒融合的時代即將來臨，安東尼都教主就是擁護接納聖公會神職人員的先驅。（42）意思就是如果兩方可以在教義上達到共識，東西的分歧就當結束，正教的教導和傳統就因此可以和全世界分享。這是一個聯結正教世界雄心勃勃的計劃和目標，也是正教新的使命感。但是，可惜因為時間和其他不明的原因，結合印度和俄羅斯正教的使命始終無法達成。失敗的原因可能是安東尼都主教1936 年安息，或是都主教安那斯達斯爾斯的升位？雖然安東尼都主教持有反對的意見，ROCOR 新的大主教是唯一接納和重新按立拉薩勒修士大司祭的，他是反對融合份子的代表，積極詆毀安東尼都主教熱心贊同投入的1923 年泛正教大會。（43）
1938年維特都主教回到中國，並被俄羅斯外國會議公為中國的大主教。當時正逢二次世界大戰，信息不通，中國的情勢日漸緊張，日本併吞中國東北的老俄羅斯區，以溥儀為傀儡皇帝在東北成立了滿洲國。這促使更多俄羅斯人遷移到上海，但是他們搬到上海不久，1937 年日軍開始侵入中國其他地區，上海也變成了戰場。之後恐怖的七年，日本軍閥殘殺百萬的中國人和上千的俄羅斯人。戰爭結束後，1945 年的10月份，維特都主教被接回俄羅斯正教教會的莫斯科牧首區，預期中國和蘇維埃政府的和平能幫助修復重整經過十年動亂的中國正教會。ROCOR 差派約翰馬申莫弗區主教來抗衡莫斯科中國大主教，他馬上計謀抵抗維特都主教的“融合主義“，分化在中國的俄羅斯移民（ 約三百萬），截斷俄羅斯對一個中國傳道所的支持。當中國１９４９年共產革命之際，莫斯科牧首區指示北京總主教維特將教會全全交給本土的神職人員，瓦西里（姚福安又稱姚雙林）和 西麥翁杜成為首領，１９５６ 年莫斯科公會賜予中國教會獨立自治的身分。在人事和資源匱乏的狀態，加上過去四十年俄羅斯的高壓控制和種族的勾心鬥角，中國領導筋疲力盡，瓦西里於１９６３ 年辭世，西麥翁主教旅行至俄國投靠維特教士，直到１９６５年離開世界，其他的教會領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皆被捕入獄。１９６７年整個正教的事工全盤瓦解，只剩三位神父和兩位輔祭。 三百年俄羅斯正教在中國的傳道事業就此悲劇性地終結了。
現代東正教會
普世牧首區
希臘聖典學者和聖十字架希臘正教神學院神學家對卡爾西頓會議法規第２８ 條的新解釋，直接激發了在香港和東南亞（OMHKSEA）設立都主教的動機。（４５）這個尚未列入規劃的地區，若以伊斯坦堡的視角來看，記載在原著經典的”亞洲“這個字實在具有時代意義。１９９６年普世牧首區按著香港當地正教信徒的請求，以設立一位教區的神父為藉口，進而設立一位都主教監視領導東南亞，印度，中國和蒙古。（４６）世界上3/5 的人口居然在君士坦丁堡聖大會下的一位主教的管轄之下。
來自美國精明能幹的聶基道都主教被選為首任的都主教自1997 至2008 年。聶都主教十分積極與其他宗派共融，受到傳統聖公會員，天主教的高階層和受英國教育的香港和新加坡的華人等的愛戴和接納。他的使命在政治上是成功的，但是長遠而言，不但經費匱乏，耗損更大。聶都主教期望以縮緊的經費拓殖整個東亞和東南亞。2008 年離職，現今是加州伯克萊一個正教學院的院長。
2008年君士坦丁堡 按聶基道都主教的建議由黎大略都主教接替香港教區都主教的職份。黎大略都主教採取不同的策略，他從長計議，將轄區分割，成立新加坡及東南亞都主教區，由他的弟弟管理新加坡。他自己成為主教長。目前有兩位精通漢語的神父，一位是約拿模特修士大司祭，另一位來自阿索斯山的僧侶，他於 2001 年在台灣開始了希臘正教傳道所。另外 Jeffery 楊是一位在美國出生的華裔神父，2014 年來到香港，致力於中國的事工。
莫斯科首牧區
受到一些歐亞混血的作家如亞歷山大杜金，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在的著作將正教比喻成”俄羅斯人們的靈魂“和普京的皈依之影響，大眾對於正教的興趣加增，俄國政府認為俄羅斯正教在中國的傳道事工是加持軟實力的途徑。2003 年差派丹尼斯普子代尼出任輔祭，牧養一小群住在香港的俄國人，原先他同意與聶基道都主教合作，以希臘教會作為他事工的基地。 2004 年他被按立為司祭，在荃灣建立自己教會的處所。隨後他成為俄羅斯正教在中國的領導，目前負責中國正教教會反對普世首牧區的通訊。2007 年俄國在北京領館的”紅房“建築修復完成，修士，神父正式駐入北京，上海和香港。2010 莫斯科和全俄羅斯神聖大會在其一般規定的第三條中宣稱中國是他們”正典疆域“的一部分，重新給俄羅斯正教一個新的定義。（47）俄羅斯先後與2014 和2015 按立了兩位中國司祭， 亞歷山大遇石神父在哈爾濱任職，安那托李龔神父駐住香港， 想藉此表明正教在中國於人事和架構上本土化的實踐。，俄羅斯傳道所因為過於依賴前新教徒不滿份子的引導和控制正教在中國的方案，造成其他基督教團體對之的反感，害怕與這個在政治和資金上擁有雄厚能力的組織有聯結。 關於俄羅斯傳道所和蘇聯政府勾結共謀的懷疑，在2013 年5 月莫斯科大牧首基里爾拜訪習近平總理和其他領導是得以證實，他這次的拜訪表明不是代表個人或教會而是代表總統普京。（48）
丹尼斯普子代尼司祭孜孜不倦地督促傳教士的翻譯工作。這個事工是由聖彼得和聖保羅傳道協會主辦，資金來自虔誠的華裔美國人 彌特若梵（Mitrophan Chin）在北美安提阿正教教區募得的款項。主持這翻譯事工的協會因著約拿修士和在台灣的 Pelagia 傳道士的努力，已完成許多正教衛教和教義規條典籍的翻譯，到目前三十多本單冊和文章已完稿。希臘文的文獻多半著重於正教對歷史的解釋，尼西亞信經和禮文，針對有其他基督教傳統背景的人士提供解釋的橋樑。俄文的文獻聚焦在聖者的生活，神蹟圖標，對新教，天主教，自由派正教的批判，以及俄羅斯正教堅持正教傳統的無誤性和對融合主義的反對。俄國人極度有效地防衛融合主義的願景進入被正教敬拜和歷史美學吸引中國信徒的心中。一個發人省思的事實是，最被俄羅斯傳道會廣發的竟是《俄羅斯正教會對待其他基督教派信徒的基本原則》的單張。（49）
塞爾維亞牧首區
波拉提納的達馬森修士繼承他導師羅斯修士未完成的使命，借用中國中國哲學來傳播正教基督信仰， 塞爾維亞牧首區的事工因此得以間歇地維持。 透過聖赫門傳道所的事工，大約有50 人歸入正教，一位來自上海的年輕人入住修道所學習。達馬森修士的著作《 基督：永恆的道》將中國帶到美國正教人士的眼前，也替修補歷代中國人被正教傳道事業種族欺壓的缺失跨出重要的一步。遺憾的是這個借用哲學的傳道途徑只是基於預估的期望而非事實憑據，未來應當有更多儒道和歷代聖學者教士對話的探索和研究。
近代遠東正教會
亞美尼亞使徒正教會
過去二十年，一些遠東正教會開始在中國和華語地區成立。其中最成功的是由亞美尼亞人成立的教會， 他曾在英國殖民時代和白俄在東北受到保護、俄羅斯傳道所在中國最後的年間，在哈爾濱，上海，香港，新加坡，緬甸和印度建立教會。亞美尼亞傳道會因為能夠同時和大英聖公會和俄羅斯正教溝通互動，使其成為受到土耳其壓迫和種族屠殺時期，亞美尼亞流亡受害者的避難所。許多亞美尼亞人逃到東亞，在俄羅斯難民當中重建家園，後來中國遣散壓迫歐洲移民，他們亦跟著一同移民到美國，加拿大，和澳洲等地。（ 50）新加坡最老的教堂聖格列高利，至今仍然存在。（51）主堂Yazichyan 修士 是亞美尼亞屬靈教牧新加坡，緬甸，孟加拉的領導，帶領亞美尼亞海外信徒的後裔，其中還包括幾位中國知識份子，在主要節日他們執行禮拜。亞美尼亞大牧首卡瑞今二世，澳洲和新西蘭亞美尼亞使徒教會的那家李任主教，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最近在香港建獻了“傑克和朱麗麥新安香港亞美尼亞中心”作為亞美尼亞在香港的商會。在 2013 年這個中心只限於亞美尼亞人使用，至今仍無指派的司祭，偶而才有禮拜進行。
科普特正教會
涵蓋澳洲，新西蘭，大洋洲的科普特牧區已在香港，中國大陸建立網絡，服事在中國從商或求學的埃及基督徒，他們很多在中國工業重鎮如武夷和廣州等地的紡織和塑料產業工作。這個事工目前是直屬亞歷山大牧區，有計畫訓練未來中國的傳道。香港聖馬克科普特教會斷斷續續由說英語，來自澳洲的修士們所帶領。 歐洲牧區隔週會在新加坡亞美尼亞教堂舉行禮拜，從澳洲雪梨來的奧古斯丁那達修士是這個傳道會的領導。（53）在中國偶爾會浮現中國家庭在家中設立科普特教會教堂敬拜的畫面，但是沒有設立固定的教會。然而有相當人數的學生和生意人在北京的高樓內的單元開始一個小的修院，由一位修士和一位信徒經營管理，和中國社群也有局限的互動。科普特教會似乎前景可觀，但是由於語言和文化上的差異甚大，又缺乏中英文的溝通能力，至今仍未發揮起跑的潛力。
修復原始的中國教會
敘利亞東方聖使徒大公教會傳道會
東方的敘利亞教會在若業主教監督下的加州牧區透過譚大衛博士 （ Dr. David Tam） 的努力亦在香港成立了一個對中國人的傳教事工： 景教團契。2010， 2012 和 2015 年他們接待敘利亞的神職人員。 （５５）這個團契密切和香港聖公會及路德會的道風山基督教中心合作，共同主辦和協助一個“基督教在古代中國”的研究小組，希望藉著著名的路德會宣教學家，漢學家和人類學家瑞其能回歸至唐代的基督教。雖然缺乏教義上的凝聚力和對古代基督教精華特質的認識，景教團契在創造對唐代基督教和其與其他使徒教會關係上的認知，仍是有可望的前景。企盼譚博士和其他有興趣的團體未來能為東方敘利亞傳統在中國的重建奠下基礎。
結論
東亞是個壓平器，也是歷史悠久又受尊榮的君士坦丁傳承和資源雄厚，文化上不為所動，歷史上未受教導的中國新教地下教會較勁的平台。新教徒以基要派的精神宣揚靈裏的感動，為主殉道，恩典，教會的排他性，讓許多咄咄逼人，反對融合阿索斯山上的修士相形失色。東方不論是聶四脫里主義者，詹姆斯黨叛徒，或是麥基特禮的天主教徒皆一概視為“ 十字架人等”，馴服於佛教，道教和穆斯林君主之下。在許多方面這為當下的情境給予了歷史的範例。 我們發現世俗主義將歷史上所有派別的基督教視為同等，並且將基督教的各群體邊緣化，進而企圖以初期的無神主義，科學主義和對人類進化的信心將所有的“少數群體”與全球化，以消費主義為中心的世俗生活模式連結。那些與西方道德超越宣稱相抗違的人士如同性戀著，穆斯林信徒，變性者，將自己投射為受難者，扮演另外的角色，操縱政治和娛樂媒體的敏感性，是改變社會架構的有利元素。那些附和以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文化主義的眼光斥責西方的東方基督徒將淪入新的世俗主義，永被譴責，被強迫棄絕他們古雅卻過時的存在模式。
因著層層的失憶，自我定義的改變，語言文化的特權，要規劃出東方正教，迦克墩正教和敘利亞教會在東亞發展的前瞻變得出奇困難。根據當前的範例，原本該是刻板的簡易陳述，尤其 是“ 有激勵性”，“長遠不變性”和“宇宙性” 特質的抽像文化建設。 但這些在遠東卻被顛覆，因為對過去發生過事情留下清晰，無偏見的記憶痕跡，這些記憶都是我們不願意它們留存在人們心裡的。令人絕望的事實還不少，比如在公元６４７ 年希臘正教傳道和東方敘利亞教會在中國當時的首都長安搶佔民宅。 唐玄宗在位時期，公元７８０ 年間，基督徒參與安祿山的篡位叛變， 因而中國朝廷鄙視基督教，認為基督教魯莽的宗教。在 十八世紀，俄羅斯的修士和司祭在俄羅斯中國傳道會內，走私，間諜和非法買賣的行徑。固里修士協助俄羅斯兼併滿洲，後來致使百萬中國百姓喪失生命。 滿洲的啟明者，約拿修士在教堂的大門外掛了一個銅牌，上面寫著禁止中國人進入的字句，不允許中國人進入哈爾濱的教堂，故此製造了不少糾紛。直到如今仍聽聞莫斯科牧首區和普世牧首區相互衝突，無法兼容，處處爭奪地盤的報導，雙方皆盡心策劃地更改歷史，皆有真實的視角和觀點，但沒有一方願意聽對方的論點。中國暴露了基督教特別是正教最糟糕的一面。修補遮蓋這個破洞是個挑戰，一些基要派在加州波拉提那和波士頓的正教人士嘗試接受這個挑戰。 或者自謙地製造對話，讓正教更真實，更能在中國及後基督教時代傳揚福音。 在當今的時代，這對正教而言是個極大的挑戰！
注釋
(1)馬太福音 8：11
(2)馬太福音 28：18
(3) 使徒行傳 10：34
(4）Hudra, Breviary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Hymn for the Apostles of the East ( Kerala, India: Chaldean 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in India, 1968).pg 884
(5) 《後漢書》，第二集，第19 章
(6)《汉代基督教福音铭文镜》“制作这面神镜，来尊崇敬拜独一无二的上帝。圣母玛利亚目证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有帝王一般的显赫。凡立志信他的，要重新、必须、再生一回。” 原記載 09/07/2 at http://www.cchicc.com/news.php?id=11966,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7] Prof. M.M. Ninan, Acts of the Apostle Thomas: The Story of the Thomas Churches, (San Jose, CA: Global Publishers, 2011) pgs 37 & 88
[8] Zhang Duomo, 心得雜誌，432 期，36 集，中國考古協會報導三個有關基督教的記錄：“ 2002 年8 月1日， 記者李涵(音譯)寫道：‘中國經濟協會和神學教授王偉盼（音譯）成功地演論，在徐州東漢時代的石刻吻合基督教聖經的描寫，是早起中國接觸基督教福音的印證。 如果這是正確的，證明早在公元87 年基督教就已傳播至中國。在2005 年12 月22 日，中國日報報道，江蘇徐州考古學家已經發掘一個’漢朝刻印有天主教福音的銅鏡‘； 在2009 年6月23日在上海『文匯』期刊有更詳細的報道。如果這是真實的，基督教來到中國的年代將要後推500 年至第一世紀。中文原文出於： at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092261&boardid=2,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9] Christian Gerlach, Wu-Wei in Europe: A Study of Eurasian Economic Thought, March 2005 (London, Englan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Diss), pgs 3-33
[10] Michael Keevak, “The Story of the Stele: China’s Nestorian Monument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West, 1625-191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61-87
[11] Procopius, On the Wars, Internet Medieval Sourcebook, Procopius: the Roman Silk Industry c. 550. Available at: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550byzsilk.html.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12] S.G. Mgr Addai Scher, Histoire Nestorienne Inédite: Chronique de Séert. Seconde Partie, Patrologia Orientalis, 13.4 (Paris, France: Firmin-Didot et Co Imprimeurs-Editeurs, 1919), pgs 557-558: E. A. Wallis Budge, The Book of Governors: the Historia Monastica of Thomas, Bishop of Marga, A.D. 840, (edited from Syriac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other librarie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893), pgs 123-127; and, Amri et Slibae De Maris, Patriarchis Nestorianorum Commentaria (Romae: De Luigi, 1896), pg 50
[13] P.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England: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8), pg 42
[14] Oracle Bureau 971.10-15,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王欽若, 《冊府元龜》 （九百七十一卷）: 五月拂林国王遣大德僧新罗王并遣使来朝…七年正月奚王李大辅及新罗国并遣使来贺正突骑施匐车鼻施啜苏禄笄波斯国并遣使朝贡石拂林国王遣吐火罗国大首领献狮子二零羊二拂涅铁利越喜并遣使来朝。
[15]Wu Liwei, “Reflections on Jingjiao Studies, Questions and Problems”《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Shanghai, China: Fud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 2011), Zhang Zhushan, Researches into “Folin” as a Name in Chinese History 《“拂菻”名称语源研究述评》, (Beijing, China: History Research Journal, No.5, 2009), Friedrich Hirth, The Mystery of Ful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o. 33, 1913), pgs 193-208
[16] 《唐会要·大秦寺 》： “天宝 四载九月诏曰波斯 经教出自 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 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 其两京 波斯寺 宜改为 大秦寺 。 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17] 在香港大學博物館陳設。On permanent display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Hong Kong Island, under the curatorship of Dr. Florian Knothe.
[18] History of Rabban Barsawma, translated from Syriac by E.A. Wallis Budge, (Harrison & Sons, Ltd., St. Martin’s Lane, London, W.C. 2, 1928)
[19] Lin Yin, Fulin Monks: Did Some Christians Other Than Nestorians Enter China During the Tang Period (Histoire et Tradition, Proche-Orient Chretien, No. 57, 2007), pgs 24-42
[20]The official reception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 of Chalcedon in the Church of the East occurred in 544AD under Patriarch Mar Aba the Great, and is documented in the East Syriac Synodikon, translated in J.B.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Paris, France: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2), pgs 1-16. A full explanation of this reception is found in the important thesis by Rev. Ephraim Ashur Alkhas, Philosophical Terms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Christology of Mar Babai the Great and St. Maximus the Confessor (Berkeley, California: Thesis at the Dominic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September 2015), pgs 46-47
[21] Met. +Hilarion (Alfeyev), “The Spiritual World of Isaac the Syrian”(Collegeville, MN: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2001), pgs 1-28
[22] Timothy +Kallistos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London,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97), pg 313
[23] This declaration of Chalcedonian Christology was signed by H.H. John Paul II and H.H. Mar Dinkha IV, available at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pontifical_councils/chrstuni/documents/rc_pc_chrstuni_doc_11111994_assyrian-church_en.html for review,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24] “Another Buddha — Metteyya (Maitreya) — will gain Awakening, his monastic Sangha numbering in the thousands. The greatest king of the time, Sankha, will go forth into homelessness and attain arahantship under Metteyya's guidance.” Digha Nikaya 26, Cakkavatti Sutta: The Wheel-Turning Emperor, translated by Thanissaro Bhikkhu,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dn/dn.26.0.than.html),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25] P.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England: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8), pg 72
[26] John M.L. Young, By Foot to China: Mission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to 1400, (Dis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4, available at Assyrian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Books Online, www.aina.org), pgs 15, 16 & 26,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27] Moffett, Vol. 1, pg 448
[28] Prof. Samuel N.C. Lieu, Dr. Lance Eccles, Prof. Majella Franzmann, etc, 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Archaeologica et Iconographica: Medieval Christian and Manichaean Remains from Quanzhou (Zayton), 2012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Publishers n.v.) pgs 1-51
[29]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gs 164-203, and, Andrew C. Ross, A Vision Betrayed: The Jesuits in Japan and China, 1542-1742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4) pgs 190-199
[30] Eric Widmer, The Russian Ecles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and, Albert Parry, Russian (Greek Orthodox) Missionaries in China, 1689-1917; Their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 No. 4, Dec., 1940), pgs 401-424
[31] Le Feng, “Investigations into Eastern Christianity” (Beijing, China: Religion and Culture Press, 2008), pgs 423-426 (乐峰著《东方基督教探索》中国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Quot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by the author, pg 425 - “再如第九届传教士团团长卑丘林是个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由于他和其他传教士"行为不正”，生活极为腐烂，“受到中国理籓院的训斥”。
[32] Jeremias Norman, Blackwell Companion to Eastern Christianity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pg 283
[33] Norman, pg 284
[34] Anonymous, “Bei-Guan” (Tianjin, China: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Printing Press, 1939), pg 35
[35] Protopriest Nikolai Ponomarev, Khristiyanstvo na Dal’nem Vostke [Christianity in the Far East], Harbin, Doctoral thesis, 1937, p. 193, quoted by Protopriest Serafim Gan, Chancellor of the Synod of Bishops, Secretary of the First Hierarch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utside of Russia: www.synod.com/synod/engdocuments/enart_protseraphimganmetrinnocent.html,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36] Ponomarev, pg 193
[37] Met. +Hilarion Alfeyev’s Documentary, “都主教伊拉里昂（阿尔费耶夫）的电影 “东正教在中国”, (Moscow, Russia: Department of External Church Relations,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sAEP4Lb1w&t=18s,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38]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London, Englan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2), pg 213
[39] Dr. Meledath Kurian Thomas, “Eighty Years of Indo – Serbian Orthodox Relations and Saint Dositej Vasić of Zagreb” (Kerala, India: Malankara Orthodox Mission Society, 2014), pgs 1-7, also available at http://theorthodoxchurch.info/blog/news/eighty-years-of-indo-serbian-orthodox-relations-saint-dositej-vasic-of-zagreb.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0] Fr. Andrew Midgley, “A Lifetime in Pilgrimage”, Mettingham, Suffolk, 2014, http://www.rocorstudies.org/2017/02/11/a-lifetime-in-pilgrimage-archimandrite-lazarus-moore-1902-1992,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1] Anonymous, Irénikon, Vol. 12 (Amay, Belgium: Union des églises, 1936), pg 185
[42] Metropolitan +Anthony Khrapovitsky, “The Basis on Which Economy May Be Used In the Reception of Converts” (The Christian East, Vol. VIII, 1927), pgs 60-69
[43] St. John Maximovitch was the first bishop to openly envision ROCOR’s mission in the world as an anti-ecumenist scion, a divinely appointed prophetic voice bequeathed in the suffering of the Russian people to decry the coming religion of the Antichrist, as seen in his enthronement homily in 1938.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Met. +Anastasius Gribanovsky chose to elevate him, and this shared vision became their principle the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Eastern Orthodoxy. Anti-ecumenism was only echoed as ROCOR’s official theme in its 3rd Synod in 1974 under Archb. +Phileret, http://www.orthodoxengland.org.uk/council.htm,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4] This interpretation was promulgated anonymously by a “Statement from the Faculty of Holy Cross Greek Orthodox Seminary” in 2009 and caused a stir around the Orthodox world as it clearly identifies the place of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ate as “Primus Sine Paribus” (First Without Equals). It is available at https://www.goarch.org/-/the-leadership-of-the-ecumenical-patriarchate-and-the-significance-of-canon-28-of-chalcedon for review,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5] As shown my OMHKSEA’s own declarations of this principle, hosted on their website: http://www.omhksea.org/2014/01/first-without-equals-a-response-to-the-text-on-primacy-of-the-moscow-patriarchate/,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6] Edict of the Holy Synod of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1997, Chapter: 1163, Title: The Orthodox Metropolitanat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East Asia Ordinance (30/06/1997).
[47] Official proclamation available at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ustav/i/,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8]This information is reported in multiple sources, but lack first-hand accounts. A second-hand account from the official news release is available at http://www.asianews.it/news-en/Patriarch-Kirill-calls-for-recognition-of-Orthodox-Church-in-China,-but-is-silent-on-religious-freedom-27912.html, last accessed on August 1st, 2017.
[49] Published in 2009 in Hong Kong and distributed under the Chinese title, 《俄罗斯正教会对待其它基督教派信徒的基本原则》
[50] This narrative is offered by Tamar Najarian’s blog, https://tamarnajarian.wordpress.com /2012/04/08/armenians-in-china/, and a pictorial journal of Armenian life in Northern China at http://hyesharzhoom.com/pictorial-history-of-the-armenians-in-china-1919-1945/,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1] Reported in the Armenian Weekly in January of 2015, available at http://armenianweekly.com/2015/01/06/armenians-of-singapore/, and a historical overview at https://roots.sg/Content/Places/national-monuments/armenian-apostolic-church-of-saint-gregory-the-illuminator,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2]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Armenian chapel is available for view on YouTub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UBu0lQ91c&t=2510s last accessed on August 1st, 2017, and news of an Armenian Liturgy held in Guanzhou in 2014 was reported as a headline in the Armenian Weekly, December 14th, 2014, online at http://armenianweekly.com/2014/12/15/china/,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3] Press release available a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610202311/ http://asbarez.com/160571/divine-liturgy-celebrated-in-armenian-church-in-singapore/,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4] Much of this information was learned through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friends interested in Oriental Orthodoxy, Christy Ma, Isaac Wong, Dr. David Tam, Edward Yong and Alan Demitrios Ho. Information about the Assyrian Mission in China was gathered during my personal work with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between December 2014 and July 2016.
[55]Bishop +Mar Awa’s press release on the Assyrian Church website, dated December 10th, 2012 - http://news.assyrianchurch.org/bishop-mar-awa-royel-visits-china/,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6] Dr. Tam and the Jingjiao Fellowship meets with the Assyrian Patriarch, press releases from June 18th, 2012 and July 28th, 2014, on the Assyrian Church website: http://news.assyrianchurch.org/catholicos-patriarch-receives-director-of-jingjiao-fellowship/, and http://news.assyrianchurch.org/director-of-hong-kong-based-jingjiao-fellowship-received-by-catholicos-patriarch/,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7] Prof. M.M. Ninan, Acts of the Apostle Thomas: The Story of the Thomas Churches, (San Jose, CA: Global Publishers, 2011) pgs 37 & 88
[8] Zhang Duomo, 心得雜誌，432 期，36 集，中國考古協會報導三個有關基督教的記錄：“ 2002 年8 月1日， 記者李涵(音譯)寫道：‘中國經濟協會和神學教授王偉盼（音譯）成功地演論，在徐州東漢時代的石刻吻合基督教聖經的描寫，是早起中國接觸基督教福音的印證。 如果這是正確的，證明早在公元87 年基督教就已傳播至中國。在2005 年12 月22 日，中國日報報道，江蘇徐州考古學家已經發掘一個’漢朝刻印有天主教福音的銅鏡‘； 在2009 年6月23日在上海『文匯』期刊有更詳細的報道。如果這是真實的，基督教來到中國的年代將要後推500 年至第一世紀。中文原文出於： at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092261&boardid=2,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9] Christian Gerlach, Wu-Wei in Europe: A Study of Eurasian Economic Thought, March 2005 (London, England: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History, Diss), pgs 3-33
[10] Michael Keevak, “The Story of the Stele: China’s Nestorian Monument and Its Reception in the West, 1625-191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8), 61-87
[11] Procopius, On the Wars, Internet Medieval Sourcebook, Procopius: the Roman Silk Industry c. 550. Available at: http://www.fordham.edu/halsall/source/550byzsilk.html.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12] S.G. Mgr Addai Scher, Histoire Nestorienne Inédite: Chronique de Séert. Seconde Partie, Patrologia Orientalis, 13.4 (Paris, France: Firmin-Didot et Co Imprimeurs-Editeurs, 1919), pgs 557-558: E. A. Wallis Budge, The Book of Governors: the Historia Monastica of Thomas, Bishop of Marga, A.D. 840, (edited from Syriac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other libraries. London: K.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1893), pgs 123-127; and, Amri et Slibae De Maris, Patriarchis Nestorianorum Commentaria (Romae: De Luigi, 1896), pg 50
[13] P.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England: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8), pg 42
[14] Oracle Bureau 971.10-15, Translation by the Author：王欽若, 《冊府元龜》 （九百七十一卷）: 五月拂林国王遣大德僧新罗王并遣使来朝…七年正月奚王李大辅及新罗国并遣使来贺正突骑施匐车鼻施啜苏禄笄波斯国并遣使朝贡石拂林国王遣吐火罗国大首领献狮子二零羊二拂涅铁利越喜并遣使来朝。
[15]Wu Liwei, “Reflections on Jingjiao Studies, Questions and Problems”《关于景教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反思》，(Shanghai, China: Fud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No. 5, 2011), Zhang Zhushan, Researches into “Folin” as a Name in Chinese History 《“拂菻”名称语源研究述评》, (Beijing, China: History Research Journal, No.5, 2009), Friedrich Hirth, The Mystery of Ful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No. 33, 1913), pgs 193-208
[16] 《唐会要·大秦寺 》： “天宝 四载九月诏曰波斯 经教出自 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 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 其两京 波斯寺 宜改为 大秦寺 。 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
[17] 在香港大學博物館陳設。On permanent display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Museum, Hong Kong Island, under the curatorship of Dr. Florian Knothe.
[18] History of Rabban Barsawma, translated from Syriac by E.A. Wallis Budge, (Harrison & Sons, Ltd., St. Martin’s Lane, London, W.C. 2, 1928)
[19] Lin Yin, Fulin Monks: Did Some Christians Other Than Nestorians Enter China During the Tang Period (Histoire et Tradition, Proche-Orient Chretien, No. 57, 2007), pgs 24-42
[20]The official reception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 of Chalcedon in the Church of the East occurred in 544AD under Patriarch Mar Aba the Great, and is documented in the East Syriac Synodikon, translated in J.B. Chabot, Synodicon Orientale (Paris, France: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2), pgs 1-16. A full explanation of this reception is found in the important thesis by Rev. Ephraim Ashur Alkhas, Philosophical Terms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Christology of Mar Babai the Great and St. Maximus the Confessor (Berkeley, California: Thesis at the Dominic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September 2015), pgs 46-47
[21] Met. +Hilarion (Alfeyev), “The Spiritual World of Isaac the Syrian”(Collegeville, MN: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2001), pgs 1-28
[22] Timothy +Kallistos Ware, The Orthodox Church (London, England: Penguin Books, 1997), pg 313
[23] This declaration of Chalcedonian Christology was signed by H.H. John Paul II and H.H. Mar Dinkha IV, available at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pontifical_councils/chrstuni/documents/rc_pc_chrstuni_doc_11111994_assyrian-church_en.html for review,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24] “Another Buddha — Metteyya (Maitreya) — will gain Awakening, his monastic Sangha numbering in the thousands. The greatest king of the time, Sankha, will go forth into homelessness and attain arahantship under Metteyya's guidance.” Digha Nikaya 26, Cakkavatti Sutta: The Wheel-Turning Emperor, translated by Thanissaro Bhikkhu, 2002 (available at http://www.accesstoinsight.org/tipitaka/dn/dn.26.0.than.html),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25] P.Y. Saeki, The Nestorian Monument in China (London, England: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8), pg 72
[26] John M.L. Young, By Foot to China: Mission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to 1400, (Diss.,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4, available at Assyrian International News Agency Books Online, www.aina.org), pgs 15, 16 & 26,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27] Moffett, Vol. 1, pg 448
[28] Prof. Samuel N.C. Lieu, Dr. Lance Eccles, Prof. Majella Franzmann, etc, Corpus Fontium Manichaeorum: Series Archaeologica et Iconographica: Medieval Christian and Manichaean Remains from Quanzhou (Zayton), 2012 (Turnhout, Belgium: Brepols Publishers n.v.) pgs 1-51
[29] Liam Matthew Brockey, Journey to the West: The Jesuit Mission to China, 1579-1724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gs 164-203, and, Andrew C. Ross, A Vision Betrayed: The Jesuits in Japan and China, 1542-1742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4) pgs 190-199
[30] Eric Widmer, The Russian Ecles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and, Albert Parry, Russian (Greek Orthodox) Missionaries in China, 1689-1917; Their Cult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ol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9, No. 4, Dec., 1940), pgs 401-424
[31] Le Feng, “Investigations into Eastern Christianity” (Beijing, China: Religion and Culture Press, 2008), pgs 423-426 (乐峰著《东方基督教探索》中国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Quota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by the author, pg 425 - “再如第九届传教士团团长卑丘林是个干了大量坏事的人。由于他和其他传教士"行为不正”，生活极为腐烂，“受到中国理籓院的训斥”。
[32] Jeremias Norman, Blackwell Companion to Eastern Christianity (Oxford, Englan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7), pg 283
[33] Norman, pg 284
[34] Anonymous, “Bei-Guan” (Tianjin, China: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Printing Press, 1939), pg 35
[35] Protopriest Nikolai Ponomarev, Khristiyanstvo na Dal’nem Vostke [Christianity in the Far East], Harbin, Doctoral thesis, 1937, p. 193, quoted by Protopriest Serafim Gan, Chancellor of the Synod of Bishops, Secretary of the First Hierarch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Outside of Russia: www.synod.com/synod/engdocuments/enart_protseraphimganmetrinnocent.html,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36] Ponomarev, pg 193
[37] Met. +Hilarion Alfeyev’s Documentary, “都主教伊拉里昂（阿尔费耶夫）的电影 “东正教在中国”, (Moscow, Russia: Department of External Church Relations, 2013),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7sAEP4Lb1w&t=18s,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38] Daniel H.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London, Englan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2), pg 213
[39] Dr. Meledath Kurian Thomas, “Eighty Years of Indo – Serbian Orthodox Relations and Saint Dositej Vasić of Zagreb” (Kerala, India: Malankara Orthodox Mission Society, 2014), pgs 1-7, also available at http://theorthodoxchurch.info/blog/news/eighty-years-of-indo-serbian-orthodox-relations-saint-dositej-vasic-of-zagreb.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0] Fr. Andrew Midgley, “A Lifetime in Pilgrimage”, Mettingham, Suffolk, 2014, http://www.rocorstudies.org/2017/02/11/a-lifetime-in-pilgrimage-archimandrite-lazarus-moore-1902-1992,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1] Anonymous, Irénikon, Vol. 12 (Amay, Belgium: Union des églises, 1936), pg 185
[42] Metropolitan +Anthony Khrapovitsky, “The Basis on Which Economy May Be Used In the Reception of Converts” (The Christian East, Vol. VIII, 1927), pgs 60-69
[43] St. John Maximovitch was the first bishop to openly envision ROCOR’s mission in the world as an anti-ecumenist scion, a divinely appointed prophetic voice bequeathed in the suffering of the Russian people to decry the coming religion of the Antichrist, as seen in his enthronement homily in 1938.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Met. +Anastasius Gribanovsky chose to elevate him, and this shared vision became their principle theological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Eastern Orthodoxy. Anti-ecumenism was only echoed as ROCOR’s official theme in its 3rd Synod in 1974 under Archb. +Phileret, http://www.orthodoxengland.org.uk/council.htm,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4] This interpretation was promulgated anonymously by a “Statement from the Faculty of Holy Cross Greek Orthodox Seminary” in 2009 and caused a stir around the Orthodox world as it clearly identifies the place of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ate as “Primus Sine Paribus” (First Without Equals). It is available at https://www.goarch.org/-/the-leadership-of-the-ecumenical-patriarchate-and-the-significance-of-canon-28-of-chalcedon for review,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5] As shown my OMHKSEA’s own declarations of this principle, hosted on their website: http://www.omhksea.org/2014/01/first-without-equals-a-response-to-the-text-on-primacy-of-the-moscow-patriarchate/,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6] Edict of the Holy Synod of the Ecumenical Patriarchate of Constantinople, 1997, Chapter: 1163, Title: The Orthodox Metropolitanate of Hong Kong and South East Asia Ordinance (30/06/1997).
[47] Official proclamation available at https://mospat.ru/en/documents/ustav/i/,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48]This information is reported in multiple sources, but lack first-hand accounts. A second-hand account from the official news release is available at http://www.asianews.it/news-en/Patriarch-Kirill-calls-for-recognition-of-Orthodox-Church-in-China,-but-is-silent-on-religious-freedom-27912.html, last accessed on August 1st, 2017.
[49] Published in 2009 in Hong Kong and distributed under the Chinese title, 《俄罗斯正教会对待其它基督教派信徒的基本原则》
[50] This narrative is offered by Tamar Najarian’s blog, https://tamarnajarian.wordpress.com /2012/04/08/armenians-in-china/, and a pictorial journal of Armenian life in Northern China at http://hyesharzhoom.com/pictorial-history-of-the-armenians-in-china-1919-1945/,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1] Reported in the Armenian Weekly in January of 2015, available at http://armenianweekly.com/2015/01/06/armenians-of-singapore/, and a historical overview at https://roots.sg/Content/Places/national-monuments/armenian-apostolic-church-of-saint-gregory-the-illuminator,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2] The consecration of the Armenian chapel is available for view on YouTub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fUBu0lQ91c&t=2510s last accessed on August 1st, 2017, and news of an Armenian Liturgy held in Guanzhou in 2014 was reported as a headline in the Armenian Weekly, December 14th, 2014, online at http://armenianweekly.com/2014/12/15/china/,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3] Press release available a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610202311/ http://asbarez.com/160571/divine-liturgy-celebrated-in-armenian-church-in-singapore/,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4] Much of this information was learned through many conversations with Chinese friends interested in Oriental Orthodoxy, Christy Ma, Isaac Wong, Dr. David Tam, Edward Yong and Alan Demitrios Ho. Information about the Assyrian Mission in China was gathered during my personal work with the Assyrian Church of the East between December 2014 and July 2016.
[55]Bishop +Mar Awa’s press release on the Assyrian Church website, dated December 10th, 2012 - http://news.assyrianchurch.org/bishop-mar-awa-royel-visits-china/,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56] Dr. Tam and the Jingjiao Fellowship meets with the Assyrian Patriarch, press releases from June 18th, 2012 and July 28th, 2014, on the Assyrian Church website: http://news.assyrianchurch.org/catholicos-patriarch-receives-director-of-jingjiao-fellowship/, and http://news.assyrianchurch.org/director-of-hong-kong-based-jingjiao-fellowship-received-by-catholicos-patriarch/, last accessed August 1st,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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